从《病梅馆记》看龚自珍的思想
近代首开风气的思想家、文学家龚自珍，从21岁开始写作政论文章，壮年服膺今文经学之后，挥动公羊学说的魔杖，登高疾呼，揭露黑暗，抨击时政，倡言变法。在万马齐喑的晚清黑暗中，冲破沉寂，挟时代的风雷，成为近代文学的开山大师。正如梁启超所言，“晚清思想解放，自珍确与有功焉。光绪所有新学家者，大率人人皆经过崇拜龚氏之一时期”，由此看来，研究晚清思想解放的潮流，势必不能摈弃龚自珍，而探求龚自珍的思想，又不妨把龚自珍还给文学，从诗文的角度，探求龚自珍的思想。本文拟就龚自珍的寓言体散文《病梅馆记》中的象征手法来管窥龚自珍的思想风貌。
沉重的政治忧患意识
龚自珍生活的嘉道时期，清王朝“将萎之华，枯于槁木”的腐败政治已充分地显示出来。外国资本主义侵略势力不断加深，国内阶级矛盾日益尖锐化，“自京师始，概乎四方，大抵富户变贫户，贫户变富户”，农民起义前呼后应，“各省大局，岌岌乎皆不可支月日”，而且“士无耻心”，“具思全躯保室家，不复有所作为”（《明良论一》）。官愈大，愈恬不知耻，只知取悦媚上，把国家和民族前途抛到九霄云外。在《明良论二》中，龚自珍指出“历观近代之士，始进之年，而耻之存者寡矣”！“官愈久，则气愈偷，望愈崇，则谄愈固；地愈近，则媚亦工，至身为三公，为六卿，非但目未睹，耳未闻，梦寐亦未之及，臣节之盛，扫地尽矣”，面对黑暗腐败的封建末世，龚自珍以其敏锐的眼光，卓越的胆识，写了不起11篇《乙丙之际箸议》和4篇《明良论》对君主专制和帝王的绝对权威进行了犀利的批判，他认为政治腐败的政体原因，乃是“天下事无巨细，一束之于不可破之例，则虽以总督之尊，而实不能以行一谋、专一事（《明良论四》）”，皇帝控制一切，独断一切，内阁辅臣只是“待直承旨”。“乾纲独断”对臣民的百般钳制，使得官僚士大夫尽成帝王的仆妾犬马，朝见长跪，夕见长跪，人格更是受到极大的侮辱，怎么还有廉耻可言。恶性循环的结果，就是政治上庸庸碌碌，仰帝王鼻息，不仅绝少建树，而且形成寡耻，阿谀奉承之风。“四海为秋气，一室难为春”，庙堂上下，愈加呈现一派寂然无生气的僵尸景象，整个社会已到了“曰之将夕”的衰世。龚自珍虽位居下僚，但他关心国家大事。是清代每一个站在独立的学者立场上以个人的思考为依据纵横议论时政的人物，他是思想家。又是一个实干家，同时更具诗人气质：“少年哀乐过于人，歌泣无端字字真。”作为一个时代的先觉者，一个不甘遁世自适的志士，他的精神常常是痛苦的。“箫和剑”是他反复使用的意象，代表他多情易感和豪放任侠的两面。从早年的“怨去吹箫，狂来说剑”，到晚年的“剑气箫心一例消”。但无论怎样，龚自珍始终睥睨俗世，直面人生。因此，沉重的政治忧患意识时时积压心头，这一点不能不在他的作品中有所反映。
而888写于77辞官南归的1839年，当时正值鸦片战争前夜，中英冲突，一触即发，统治阶级对内高压政策也愈演愈烈，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日益恶化。77于4月23日出都，7月9日抵杭州家中，寓言体散文888和〈〈已亥杂诗〉〉同写于这一年，其寄托之意不能不说深刻。
由此可见，888的象征意义，首先是沉重的政治忧患意识，它以病梅象征苟且偷安，偷惰畏葸的各级封建官员，以“曲”“欹”“疏”象征清朝的病态统治，以“文人画士”象征玩弄政治把戏的皇帝近臣，以江浙皆病梅象征死气沉沉的官场，以“病梅馆”象征作者革除时弊、挽枯扶荣的愿望和决心。
二、深刻的解放人才的观念
嘉道时期对人才的束缚、压制、摧残是极其严重的。封建统治者所需要的人才，首先必须是俯首帖耳，曲意逢迎，没有个性、没有独立人格的奴才。这种标准必然导致大批蠢才鱼目混珠，讨得主子的欢心，成为统治阶级驯服的工具，而真正出类拔萃的人才反而为统治阶级所不容，统治阶级对这样的人才不是千方百计的加以束缚，使之就范，就是毫不留情的加以杀戮。77不仅对此明察不爽，且有切身体验。在〈〈乙丙之际箸议之九〉〉中，他指出“当彼之世也，百才士和才民出，则百不才督之缚之，民亦戮之，声音笑貌亦戮之。……其法亦不得要领，徒戮其心，戮其能忧心，能愤心，能思虑心，能作为心，能有廉耻心，能无渣滓心。又非一日而戮之，乃以渐或三岁戮之，百年而戮之。”这也就是说，只要出现了有才能的士子或人才，封建统治者豢养的帮凶就会群起而督责、束缚，用各种卑鄙的手段，使“天下官之种类，尽此数者，既尽躯而师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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