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关于王道士
（一）王道士的涂壁画和砸塑雕。这两段的表述很有特色，值得注意。
这是用艺术的虚构再现历史，打破了散文题材要真实的原则。王道士怎么涂的、怎么砸的都是虚构的。为什么要虚构？主要是文体和表达的需要。把历史还原成鲜活的生活，这就避免了文化散文的枯燥。此外，虚构的大部分内容是王道士为什么这样做的心理活动。通过虚构，就把一个可恨、可怜、可笑又多少有些可爱的王道士的形象勾画出来了。而这种心态也好、思想也罢，在当时中国社会国民中都极具典型性。一个由这类国民组成的民族，还能指望它作出什么推动人类历史和文化的大事吗？所以这两段的中心是塑造里一个王道士的形象，而核心却在揭示民族的疮疤。
（二）石窟之灾，谁之过？
“历史已有记载，他是敦煌石窟的罪人。”这不假，但仅仅是一个王道士吗？“我见过他的照片，穿着土布棉衣，目光呆滞，畏畏缩缩，是那个时代到处可以遇见的一个中国平民。他原是湖北麻城的农民，逃荒到甘肃，做了道士。”王道士的神情也是一个民族的悲剧，落后的民族有了落后的国民，他们能知道什么叫艺术、什么是遗产？就像鲁迅笔下的阿Q那样。假如不是闹饥荒，王道士干嘛要从湖北逃到甘肃，那么他就不会把持莫高窟。再者，假如不是王道士，而是张道士、李道士来把持，莫高窟也未必见得好到哪去？所以石窟之灾，根源不怨王道士，而是一个民族造就了一个个甘受屈辱的国民，有什么办法呢？从这个角度说，王道士不是敦煌的罪人，这是一个民族的悲剧。从后文看，如果一个民族，尤其是当权者，珍视文化遗产，一是不可能让王道士来把持，二是发现后也不会让珍宝那样惨痛地流失。因此，作者才说，“这是一个巨大的民族悲剧。王道士只是这出悲剧中错步上前的小丑。”王道士只是错走了一步，变成了小丑和历史的罪人，实在是“冤枉”！
二、关于斯坦因等欧美学者。以斯坦因为代表的“欧美的学者、汉学家、考古家、冒险家，却不远万里、风餐露宿，朝敦煌赶来。他们愿意卖掉自己的全部财产，充作偷运一两件文物回去的路费。他们愿意吃苦，愿意冒着葬身沙漠的危险，甚至作好了被打、被杀的准备，朝这个刚刚打开的洞窟赶来。”首先，他们是可敬的，具有实干精神，抢救了文物——“比之于被官员大量遭践的情景，我有时甚至想狠心说一句：宁肯存放在伦敦博物馆里！”然而，他们实在是可恨的，他们骗走、抢走、甚至破坏了敦煌瑰宝。可是，他们之所以行骗得逞，有一个前提，就是那个王道士。斯坦因等人原来不是抱着骗的目的来敦煌的。注意他们的原计划：“卖掉自己的全部财产，偷运一两件文物”；“作好了被打、被杀的准备”。而事实完全出乎他们的预料，“没有任何关卡，没有任何手续，外国人直接走到了那个洞窟跟前。洞窟砌了一道砖、上了一把锁，钥匙挂在王道士的裤腰带上。外国人未免有点遗憾，他们万里冲刺的最后一站，没有遇到森严的文物保护官邸，没有碰见冷漠的博物馆馆长，甚至没有遇到看守和门卫，一切的一切，竟是这个肮脏的土道士。他们只得幽默地耸耸肩。略略交谈几句，就知道了道士的品位。原先设想好的种种方案纯属多余。”你看看，这种情况下，遇到了这样的便宜事儿，不去“骗”恐怕不大可能吧！所以我说，“骗”的前提还是“这个衰亡的民族”。
值得一提的是这个句子：“一位年轻诗人写道，那天傍晚，当冒险家斯坦因装满箱子的一队牛车正要启程，他回头看了一眼西天凄艳的晚霞。那里，一个古老民族的伤口在滴血。”假定这个描写是事实，这个“他”应该是指斯坦因，问题是他已经得到（骗到？买到？）了宝贝，应该高兴，为什么在他的眼中晚霞不是绚烂的，而是“凄艳”的？我推测斯坦因的心理是，他为这个曾经辉煌的民族衰败到如此的地步而痛惜。他在心里说，“这个民族呀，完了！”“一个古老民族的伤口在滴血”，而“滴血”却正是年轻诗人的感受：这个语句创造的意蕴太新活而深刻，值得好好品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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