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是北宋杰出的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作为政治家、思想家,其两次为相,富国强兵,矢志改革,被列宁称为“中国十一世纪的改革家”。作为文学家,其散文雄健峭拔,其诗歌遒劲清新,其词词风高峻,是唐宋八大家之一,也是北宋四大诗人(欧阳修、王安石、苏轼、黄庭坚)之一。 王安石怎会有如此之成就呢?王安石其人到底如何?探求这些也许会给我们治学做事以启发。 《游褒禅山记》至少告诉了我们王安石治学行事的两个特点:求思之深,深思而慎取。 文章第一段介绍褒禅山的概况,呈现的却是对华山、慧空禅院、华山洞的考证文字,甚是奇特。这里面透露了学者的实证精神,却没有一点枯燥气、腐朽气,字里行间洋溢着津津乐道的气息。不仅如此,精致的文字也勾画出了由禅院到华山洞,再到仆碑的游踪,还可以推测出这几者的位置: 禅院在距华山洞五里的西面,因为华山洞“距其院东五里”;仆碑在华山洞西面百余步的地方,因为仆碑是作者从禅院东去华山洞的路上看见的;前洞就是华山洞,因为“前洞”的“前”是相对于后洞的“后”而言;后洞在前洞上北面五六里的地方。 就第一段文字你就可以揣摩王安石求思之深的特点了。 《古文观止》编者说:“一路俱是记游,按之俱是论学。古人诣力到时,头头是道,川上山梁,同一趣也。”文章第二段记述游洞过程。我们可以把这理解成学人治学的过程。 在对游山经过的叙述和议论文字里,有不少的照应内容:“其本平旷,有泉侧出,而记游者甚众”和“夫夷以近,则游者众”;“由山以上五六里,有穴窈然,入之甚寒,问其深,则其好游者不能穷也”与“险以远,则至者少”;“入之愈深,其进愈难,而其见愈奇”与“而世之奇伟、瑰怪、非常之观,常在于险远,而人之所罕至焉”。这种照应,这种反复,就在于强调作者谈登山即在谈治学,是可譬于“观于天地、山川、草木、虫鱼、鸟兽,往往有得,以其求思之深而无不在也” 的“古人”的。 “奇伟、瑰怪、非常之观”可理解为治学的最高境界,这种境界“人之所罕至”,不是每个人都能达到的。怎样达到呢?作者提出了三个“不能至”:“非有志者不能至也”,“力不足者,亦不能至也”,“无物以相之,亦不能至也”。这三个“不能至”是在讲达到目的的三个必要条件:志、物、力。作者还指出了三者的辩证关系:首先要有志,其次要有力,再次要有物。而“志”是根本的条件。“方是时,余之力尚足以入,火尚足以明也。既其出,则或咎其欲出者,而余亦悔其随之而不得极夫游之乐也”,在这里志是起决定作用的。“尽吾志也而不能至者,可以无悔矣,其孰能讥之乎?”正因为志是如此重要,作者提出“尽吾志”的主张,要求全力以赴,坚持不懈,可以“无悔”“无讥”。 作者的这些观点和王国维的治学三境界不谋而合:“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晏殊《蝶恋花》),此第一境也。“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柳永《蝶恋花》),此第二境也。“众里寻她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辛弃疾《青玉案》),此第三境也 。《孟子·告子下》中“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人恒过,然后能改。困于心,衡于虑,而后作”亦是此类意思。 至于关于仆碑的记叙与议论,作者在深思的基础上加上了慎取的内容。 作者的这些观点不仅仅在于求学、治学,也包含在行事上。作者两次为相,坚持改革,虽然遭受巨大挫折,但不失其志,也正是作者这种精神的反映。在作者的《答司马谏议书》上我们可以明确地感受到这一点: “至于怨诽之多,则固前知其如此也。人习于苟且非一日,士大夫多以不恤国事、同俗自媚于众为善,上乃欲变此,而某不量敌之众寡,欲出力助上以抗之,则众何为而不汹汹然?盘庚之迁,胥怨者民也,非特朝廷士大夫而已。盘庚不以怨者故改其度,度义而后动,是而不见可悔故也。” 怨诽之多、众之汹汹自然不是本文中“怠而欲出者”所能比拟的,但王安石坚持推行新法,使国力有所加强,也改善了对西夏的作战形势。如果没有“尽吾志”的精神,是不可能达到这个效果的。再想到中国改革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当初改革,反对声一片。但没有改革,哪有今天的国力的大力提升?也可以想想自己的一些事情,“尽吾志也而不能至者,可以无悔矣,其孰能讥之乎?”我做了哪些这样的事情呢? 《游褒禅山记》可以成为我们求学做事的教材。我们可以试着去做一深思慎取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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