免费《邓稼先》同步练习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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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类型：初一试题 加入时间：2007年2月23日8:51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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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知识题 1．根据拼音写出汉字或给加点字注音。 逼狭( ) 崎岖( )( ) 阻抑( ) 险(jùn)____ 丛山(dié)___岭 浊流( ) 2．指出下面文句中加点词语的比喻意。 一条浩浩荡荡的长江大河，有时流到很宽阔的境界，平原无际，一泻万里。 (1)长江大河比喻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平原无际，一泻万里比喻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成语接龙。 回环曲折——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4．选词填空。 奇趣横生 崎岖险路 坦荡平原 冒险的美趣 旅途上的征人所经过的地方，有时是__________，有时是__________。老于旅途的人，走到平坦的地方，固是高高兴兴地向前走，走到崎岖的境界，愈是__________，觉得在此奇绝壮绝的境界，愈能感到一种__________。 参考答案： 1．略 2．(1)民族生命的进程。 (2)中华民族历史的顺利发展。 3．折戟长沙——沙里淘金——金戈铁马——马到成功——功亏一篑 4．坦荡平原 崎岖险路 奇趣横生 冒险的美趣 课文语段阅读题 阅读选段，回答问题。 中华民族现在所逢的史路，是一段崎岖险阻的道路。在这一段道路上，实在亦有一种奇绝壮绝的景致，使我们经过这段道路的人，感到一种壮美的趣味。但这种壮美的趣味，没有雄健的精神是不能够感觉到的。 我们的扬子江、黄河，可以代表我们的民族精神，扬子江及黄河遇见沙漠、遇见山峡都是浩浩荡荡地往前流过去，以成其浊流滚滚、一泻万里的魄势。目前的艰难境界，哪能阻抑我们民族生命的前进?我们应该拿出雄健的精神，高唱着进行的曲调，在这悲壮歌声中，走过这崎岖险阻的道路。要知在艰难的国运中建造国家，亦是人生最有趣味的事…… 1．指出第二段中加点词句的比喻意。 2．试阐释选文中“雄健的精神”的含义。 3．联系历史知识谈谈“中华民族现在所逢的史路，是一段崎岖险阻的道路”所指的是什么? 4．请你就这两段内容概括作者的主要观点。 参考答案： 1．比喻中华民族前进中的艰难斗争。 比喻中华民族的光明前途。 2．指民族精神，是冲破一切艰难险阻，勇往直前的精神。 3．中国近代史上的艰难的革命斗争，如辛亥革命、五四运动。 4．国民要拿出雄健的精神，走过民族生命进程中崎岖险阻的道路。 课外语段阅读题 阅读下文，回答问题。 读书苦乐 杨 绛 ①读书钻研学问，当然得下苦功夫。为应考试，为写论文，为求学位，大概都得苦读。陶渊明好读书。如果他生于当今之世，要去考大学，或考研究院，或考什么“托福儿”，难免会有些困难吧？我只愁他政治经济学不能及格呢，这还不是因为他“不求甚解”。 ②我曾挨过几下“棍子”，说我读书“追求精神享受”。我当时只好低头认罪。我也承认自己确实不是苦读。不过，“乐在其中”并不等于追求享受。这话可为知者言，不足为外人道也。 ③我觉得读书好比“串门儿”——“隐身”的串门儿。要参见钦佩的老师或拜谒有名的学者，不必事前打招呼求见，也不怕搅扰主人。翻开书面就闯进大门，翻过几页就升堂入室；而且可以经常去，时刻去，如果不得要领，还可以不辞而别，或者另找高明和他对质。不论我们要拜见的主人住在国内国外，不问他现代古代，不问他什么专业，不问他讲正经大道理或聊天说笑，都可挨近去听个足够。我们可以恭敬旁听孔子追述夫子遗言，也不妨淘气地笑问“言必称‘亦曰仁义而已矣’的孟夫子”，他如果生在我们同一个时代，会不会是一位马列主义老先生呀？我们可以在苏格拉底临刑前守在他身边，听他和一位朋友谈话；也可以对斯多葛派伊匹克悌特斯（Epictitus）的金玉良言思考怀疑。我们可以倾听前朝列代的遗闻轶事，也可以领教当代最奥妙的创新理论或有意惊人的故作高论。反正话不投机或言不入耳，不妨抽身退场，甚至砰一下推上大门——就是说，拍地合上书面——谁也不会嗔怪。这是书以外的世界难得的自由！ ④…… ⑤说什么“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我们连脚底下地球的那一面都看得见，而且顷刻可到。尽管古人把书说成“浩如烟海”，书的世界却是真正的“天涯若比邻”。书的境地呢，“现世界”还加上“过去界”，也带上“未来界”，实在是包罗万象，结通三界。而我们却可以足不出户，在这里随意阅历，随时拜师求教。谁说读书人目光短浅，不通人情，不关心世事呢！这里可得到丰富的经历，可认识各时各地、多种多样的人。经常在书里“串门儿”，至少也可以脱去几分愚昧，多长几个心眼儿吧？我们看到道貌岸然、满口豪言壮语的大人先生，不必气馁胆怯，因为他们本家里尽管没有开放门户，没让人闯入，他们的亲友家我们总到过，认识他们虚架子后面的真嘴脸。一次我乘汽车驰过巴黎赛纳河上宏伟的大桥，我看到了栖息在大桥底下那群拣垃圾为生、盖报纸取暖的穷苦人。不是我眼睛能拐弯儿，只因为我曾到那个地带去串过门儿啊。 ⑥可惜“串门”只能“隐身”，“隐”而犹存的“身”毕竟只是凡胎俗骨，我们没有如来佛的慧眼，把人世间几千年积累的智慧一览无余，只好时刻记住庄子“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的名言。我们只是朝生暮死的虫豸，钻入书中世界，这边爬爬，那边停停。有时遇到心仪的人，听到惬意的话，或者对心上悬挂的问题偶有所得，就好比开了心窍，乐以忘言。这个“乐”和“追求享受”该不是一回事吧？ 1．读①②段，回答。 （1）第①段作者写到“陶渊明”是为了说明什么？ 答：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第②段作者写“我曾挨过几下‘棍子’”，又是说明了什么？ 答：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读第③段，回答。 作者认为“读书好比‘串门儿’”，请问“读书”与“串门儿”的相同点是什么？作者又强调“读书”与“串门儿”不同的一点，请简要说明。 答：相同点：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不同点：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书的世界是别样的世界。读第⑤段，结合上下文，谈谈对下边两句话的理解。 （1）说什么“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 （2）书的世界却是真正的“天涯若比邻”。 答：（1）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4．读第⑤段，说说读书有哪些好处（用自己的话概括出四条，每条4个字） 答：（1） 。（2） 。（3） 。（4） 。 5．文章最后写道：“这个‘乐’和‘追求享受’该不是一回事吧？”请说说这个“乐”与“追求享受”的区别。 答：“这个‘乐’”指的是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追求享受指的是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参考答案： 1．（1）为了说明“读书苦”或“读书得下苦功夫” （2）说明读书又有乐趣 2．相同点：参见钦佩的老师或拜谒有名的学者，直接似听其言谈 不同点：“读书”比“串门儿”更为自由 3．（1）在书的世界里，我们可以看到更高，更远，所以，再不是“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了 （2）世上万事万物，都可以从身边的书上找到，所以说，书里是一个“天涯若比邻”的世界 4．（1）增长见识 （2）提高智力 （3）增强信心 （4）了解社会 5．这个“乐”指的是读书之乐，乐在读书的过程中，读书带来的乐趣 “追求享受”，则是以享乐作为追求的目标 课外语段阅读题 阅读文段，回答问题。 要有坚持精神 荆幸连 “告诉你使我达到目标的奥秘吧，我惟一的力量就是我的坚持精神。”这是法国著名微生物学家和化学家巴斯德在回答青年们提出的问题时说的一句话。他的话包含一个真理：要成就任何一件事情，都要有一种百折不挠和坚持到底的精神。 古今中外，凡是获得重大成就的人，无一不具有坚持精神。无产阶级革命导师马克思为了撰写《资本论》，不顾疾病折磨、生活窘迫和反动势力的迫害，坚持写作四十年，终于完成了这部辉煌巨著。数学家陈景润在攻克“哥德巴赫猜想”这个数学堡垒的过程中，不怕讽刺挖苦，忍受着疾病的痛苦，在工作条件很差的情况下，夜以继日地学习、钻研，仅他运算过的稿纸就有几麻袋，有个英国数学家称赞他在数学上“移动了群山”。全国劳动模范、北京市百货大楼营业员张秉贵，热情接待顾客，二十六年如一日，没有红过一次脸，吵过一次嘴。由此可见，坚持是取得一切成就的必由之路。 贵在坚持的道理并不难懂，却不是人人都能做到的。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常常看到这样的情况：有些同志在学习科学文化、钻研理论、练习写作中，开始时决心蛮大，订了计划，列出了攻读的书目和研究专题，可一碰到点困难、挫折，就灰心动摇起来，往往半途而废。原因就是缺乏坚韧不拔的毅力和克服困难的顽强意志。任何事业的成功，都不可能一帆风顺，都会遇到各种意想不到的挫折和障碍，有时还难免会遭到失败。关键就在于要知难而进，不要因失败而灰心失望。英国著名哲学家罗素说过：“伟大的事业是根源于坚韧不断的工作，以全副的精神去从事，不避艰苦。”有了这种“不避艰苦”和“坚韧不断”的精神，才能达到成功的境地。 辩证法认为，和一切对立面可以互相转化一样，失败和成功也是可能互相转化的，对一个有志者来说，失败并非坏事，而是成功之母，从失败中可以总结经验，汲取智慧。美国著名科学家爱迪生就说过：“失败也是我所需要的，它和成功对我一样有价值。只有在我知道一切做不好的方法以后，我才知道做好一件工作的方法是什么。”据说，英国作家约翰•克里西当初学习写作时，曾被报社、出版社连续退回了743份稿子，但接踵而来的失败并没有把他吓倒，他把这些退稿信当作动力、镜子，从中认真总结经验，继续坚持写作，终于在一生中出版了560多本著作。我们今天所需要的，正是这种失败而不馁，受挫而不懈，按既定目标坚持到底的精神。 坚持需要有百折不回的毅力，而这种毅力则来源于对革命理想的信仰，对所从事的工作、学习、创作的坚定不移的信念。 1．文章在开头引用了巴斯德的名言，你能用中国古代的名言警句替代吗？ 2．读完全文，你认为作者的主要观点是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为了论证“古今中外，凡是获得重大成就的人，无一不具有坚持精神”，作者列举了3个名人的事例，请用简洁的语言来概括事例。 4．“贵在坚持”的关键是什么?怎样做才能使“失败并非坏事，而是成功之母”?(用文中原句回答)请结合你的生活实际来谈谈你对这些话的理解。 5．课文《艰难的国运与雄健的国民》最大的写作特点是运用__________说理，而本文则以__________ 来说理。 参考答案： 1．只要功夫深，铁杵磨成针。(只要含有坚持精神的即可) 2．要成功任何一件事情，都要有一种百折不挠和坚持到底的精神。 3．马克思坚持写作四十年，完成《资本论》；陈景润夜以继日l钻研，攻克“哥德巴赫猜想”；张秉贵二十六年如一日，热情接待顾客。 4．“贵在坚持”的关键在于要知难而进，不要因失败而灰心失望。从失败中可以总结经验，汲取智慧，才能使“失败并非坏事，而是成功之母”。(结合生活实际来谈理解只要言之成理即可) 5．比喻举事例 课文语段阅读题 阅读语段，回答问题。 一条浩浩荡荡的长江大河，有时流到很宽阔的境界，平原无际，一泻万里。有时流到很逼狭的境界，两岸丛山叠岭，绝壁断崖，江河流于其间，回环曲折，极其险峻。民族生命的进程，其经历亦复如是。 人类在历史上的生活正如旅行一样。旅途上的征人所经过的地方，有时是坦荡平原，有时是崎岖险路。老于旅途的人，走到平坦的地方，固是高高兴兴地向前走，走到崎岖的境界，愈是奇趣横生，觉得在此奇绝壮绝的境界，愈能感到一种冒险的美趣。 中华民族现在所逢的史路，是一段崎岖险阻的道路。在这一段道路，实在亦有一种奇绝壮绝的景致，使我们经过这段道路的人，感到一壮美的趣味。但这种壮美的趣味，没有雄健的精神是不能够感觉到的。 1．在第一段中的长江大河实指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在选段中，多次出现“趣味”一词，如何理解（ ） A．是带有冒险和壮美意味的 B．能带给人一种精神上的愉悦、一种享受。 C．是指经历艰难险阻以后的趣味，是一种快乐、一种幸福。 3．选文第一段实际上是谈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参考答案： 1．民族生命的进程 2．C 3．人类历史的道路是不平坦的，只有靠雄健的精神才能冲过艰难险阻的境界 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核武器事业发展纪实 熊艳、朱治德 人们不会忘记，六十年代中期，东方一声巨响震撼了世界－－中国第一颗原子弹试验成功！它大长了中华儿女的志气，增强了中国保卫和平的实力！面对大漠戈壁上的擎天云团，一位富有远见的政治家断言，那不仅仅是火红的云团，更像是举起的拳头，是中国人用能力和志气攥成的铁拳！人们同样不会忘记，一九九九年七月十五日，面对风云变幻的国际形势，中国又庄严宣告，早在八十年代就已掌握中子弹的核心技术。这是一个挺立起来的民族发出的严正声明，是一个富强、繁荣的国家掷地有声的宣言！这辉煌的业绩，离不开一个团结战斗的集体－－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中物院）。这是一支在秘密历程中艰苦跋涉的科技队伍：他们不道索取，只有奉献；他们默默无闻，殚精竭虑，耿耿报国……王淦昌、彭桓武、郭永怀、朱光亚、程开甲、邓稼先、陈能宽、周光召、于敏等科学家便是其中的优秀代表。 他们的功绩将永远镌刻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丰碑上！ “一个人靠着脊柱才能直立，一个国家需要有铁脊梁才能挺立” 新中国成立之初，美国挥舞着核大棒，在全世界耀武扬威，核武器成为衡量一个国家实力的重要标志。毛泽东从维护世界和平的战略高度，深刻指出：“在今天的世界上，我们要不受人家欺负，就不能没有这个东西。”中国要生存、要发展，别无选择，党中央决定发展核事业。 一九五八年，以研制核武器为主要任务的二机部九局成立。她就是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的乳名。 从此，一批立志报效祖国在建国初期从海外归来的莘莘学子甚至卓有成就的科学家，纷纷踏进了铸造民族核盾牌的中物院大门。 早在四十年代就已闻名国外的实验物理学家王淦昌在领受研制原子弹任务后，抱着“以身许国”的坚定态度，隐姓埋名十七年，默默无闻地奉献自己的一生；著名理论物理学家彭桓武在英国获得两个博士学位，被称为“第一个在英国获得教授职称的中国人”。有人问他为什么回来？他说，“回国不需要理由，不回国才要理由。”在他看来，“我是中国人”就是最大的理由；著名力学专家郭永怀为了能回到祖国，在美国求学时从不参加机密工作，回国前一把火烧掉了他的一本未完成的书稿。这位力学专家与王淦昌、彭桓武形成了中国核武器研究最初的三大支柱；核物理学家朱光亚获得博士学位后不久，一九五０年初即毅然回国，先后在北京大学、东北人民大学培养新中国的建设人才。此间他还曾作为译员参加过朝鲜停战谈判。一九五九年奉调到中物院担任技术领导，从此，他为核武器事业的发展运筹帷幄，把全部心血献给祖国的国防尖端事业；理论物理学家程开甲获得博士学位后回国，曾在浙江大学、南京大学执教。一九六０年中央一声令下，他先是到中物院参加原子弹设计和研究，不久又奉命组建核试验研究基地和队伍；被誉为“娃娃博士”的理论物理学家邓稼先一九五０年回国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到天安门广场瞻仰新中国猎猎飘扬的五星红旗……一九五八年最早一批投身原子弹研究的行列。 为了加快核武器的研制步伐，一九六三年中央决定，集中在北京攻克原子弹的科研人员，陆续迁往位于青海省海北藏族自治州海晏县金银滩新建的核武器研制基地。 一夜之间，成百上千的科技人员决定离开北京去青海，参加草原会战。张爱萍将军的动员义气豪迈，改吟唐诗，一句“西出阳关有故人”，全场为之热血沸腾。从战出征，辞老别幼，亲人送行，北京站依依离情没有一滴眼泪，只有一腔报国的热血激荡在心头。 在中国奋力攻克原子弹的重要时期，周恩来总理从国情和科学事业的发展规律出发，亲自制定了“严肃认真、周到细致、稳妥可靠、万无一失”的工作方针，成为中国核武器研制的重要工作原则。 在党中央的英明领导和全国人民的大力支持下，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的艰苦努力终于迎来了中国历史上惊天动地的一声巨响！这是一个令所有炎黄子孙激动和难忘的时刻－－一九六四年十月十六日下午三时，在西北浩瀚的沙漠上，轰地一声巨响，腾起了烈焰翻滚的巨大蘑菇状烟云。 这震撼世界的惊雷向世人宣告：中国任人欺凌的时代结束了！国外一位华人记者的话概括了所有游子的心声：“当中国第一次原子试爆成功的新闻传到海外时，中国人的惊喜和自豪是无法形容的。在海外的中国人眼中，那蘑菇状爆炸是怒放的中华民族的精神花朵！”进入八十年代，中国的核武器事业又进入了一个即将实现历史跨越的关键阶段。 邓小平一语道破天机：“我最感兴趣的是用战略核武器打现代游击战争。”高瞻远瞩地指明了中国核武器要实现小型、机动的发展目标。他还关切地把时任中物院院长的胡仁宇夫妇请到北戴河疗养。 一九八六年三月，“两弹元勋”邓稼先身患癌症，身体极度虚弱。他明知生命就要走到尽头，依然怀着高度的事业心、责任感，以超人的意志忍着化疗带来的痛苦，在病榻上和于敏、胡仁宇、胡思得等几位科学家多次商议起草报告，分析当时世界各国的军事动态；分析中国实验的发展状况以及与国外的差距，提出争取时机，加快步伐的战略建议。在最后一次大手术前，他还写了满满两页纸，提出报告内容要作哪些调整，如何再加以润笔，报告应送到哪里……当邓稼先颤颤巍巍的手最终在报告上签完自己的名字时，脸上露出了欣慰的微笑－－他完成了饱含满腔心血的生命绝唱。 正是这一建议，推动了核武器小型化的进程，为确保中国自卫核威慑能力的有效性做出了重要贡献。 在核试验这条道路上，美国进行了一千余次，而中国只进行了四十五次，不及美国的二十五分之一。 原子弹、氢弹、中子弹、核武器小型化……便是中国核武器研制者们用热血书写的一座座振奋民族精神的历史丰碑！九十年代，江泽民亲临核武器研制基地，对核武器事业做了极其重要的指示。他还邀朱光亚、于敏、胡仁宇、钱绍钧、胡思得等科学家在中南海促膝畅谈，商讨中国核武器事业的发展大计。 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关怀，为中国核武器事业注入了强大动力。 江泽民总书记指出，“我们的国防建设，尤其是发展一些尖端武器，对保卫我们的经济建设和国家安全，关系太重要了。”并反复强调增强国防实力的重要性，鼓励中物院“发扬两弹精神，再创崭新业绩”。 一个人靠着脊柱才能直立，一个国家需要铁脊梁才能挺立。一次会议上，江泽民总书记曾提到，如果没有“两弹一星”，今天我们在世界上的腰杆就不会这样硬。 中物院的工作能使中华民族的脊梁挺立得更加坚强！ “他们心里只装着国家和民族，唯独没有自己” 回忆起当年原子弹、氢弹的研制过程，一位曾亲自参加过那场艰苦卓绝大奋战的老专家激动地说，我们的科研人员，他们心里只装着国家和民族，唯独没有自己。正是这种艰苦奋斗、无私奉献的精神，才使中华民族巍然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六十年代，“两弹”研制基地位于海拔三千米以上的高原牧区，冬天漫天飞雪、飞砂走石。最低温度达零下四十度，一年内有八九个月要穿棉衣。“饥餐砂砾饭，渴饮苦水浆。”张爱萍将军这样描写当时试验基地艰苦的条件。“草地蓝天，帐篷为家；深山峡谷，别有洞天”……科技人员常用这些诙谐幽默的语言，抒发自己的乐观情怀。 万名建设大军怀着强烈民族自尊心和责任感，以三顶帐篷起家，盖厂房、建铁路、修公路。同时，自己动手开荒种青稞、山药蛋，饲养牛羊，补充物资供应不足。 当时面临的岂止是恶劣的自然环境，国际形势也日益严峻。一九五九年六月，苏联撕毁向中国提供原子弹教学模型和图纸资料的《国防新技术协定》，一九六０年撤走所有技术专家，使刚刚起步的研制工作雪上加霜。 中国的原子弹研究只能靠自力更生。一九五八年九月，第一批大学毕业生调来后，“娃娃博士”邓稼先就带着这群刚出校门的年轻人，从最基础的三本书学起。 一九六０年四月，原子弹的理论设计正式开始，到年底就把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原理的轮廓勾勒出来了。在爆轰力学、中子输运、核反应等一系列关键概念上搞得扎扎实实，即便是一个细小的疑点，也不曾放过。当时，中国还没有大型电子计算机。有一次，为了把一个问题弄个水落石出，邓稼先带领十几个年轻人一天三班倒；用四台手摇计算机日夜连轴转，计算稿纸一麻袋一麻袋堆满了房间。 计算中，科学家与年轻人平等地交换意见，反复讨论计算结果，查找各种疑点和漏洞。这样的计算、讨论前后进行了九次，历时半年。一九六一年中，请命回国参加核武器研制的青年理论物理学家周光召一报到就投入了这场讨论，他反复审核计算结果，以深厚的物理功底论证了计算结果的正确性，澄清了问题。经过大量细致的计算和深入的物理讨论，终于摸清了原子弹内爆过程的物理规律，为理论设计奠定了基础。这就是中物院研制原子弹初期广为称道的“九次运算”。 在进行理论设计的同时，爆轰实验也在北京郊区开始进行。长城脚下的十七号工地，原本是工程兵的靶场。这块荒凉的土地见证了中国原子弹最初级、最艰难的爆轰实验。 为给爆轰实验提供炸药部件，著名金属物理学家陈能宽带领一个三十多人的小组，利用一台普通锅炉，再向部队借来几只熔药桶，动手浇铸炸药件。用马粪纸作炸药药模，焊接一把双层结构的铝壶，外层通蒸汽，里面熔化炸药，用手工搅拌，随来随浇。蒸汽熔化的炸药，气味难闻，毒性也大。雾腾腾的粉尘和蒸汽充满整个帐篷。但越是这个时候，越需要尽快搅拌，才能使炸药部件密度均匀。 他们冒着生命危险为第一颗原子弹研制炸药部件。 以身许国，何事不敢为？一九六四年十月，在中国西北戈壁滩第一次原子弹试验的现场，有一天突然刮起十一级大风，安装原子弹的百米铁塔摇晃了三十个小时，塔顶工作间里有七个人下不来，没吃没喝，恶心呕吐，全场为之心急如焚。铁塔安装技术总队的王师傅舍命上去送水送面包。大风刮得他睁不开眼，一步一步地摸着爬了上去。七个人将他抱成一团，热泪不禁夺眶而出。巍巍铁塔鼎托昆仑惊雷，也成为用钢铁般意志焊接起来的集体力量的象征。 在大力研制原子弹的同时，中国科学家从一九六０年底已开始摸索氢弹原理。当时的二机部刘杰部长、钱三强副部长把研究氢弹的任务交给了在原子能研究所工作的黄祖洽、于敏、何祚庥等人。 一切从头开始。当时的装备实在太简陋，除了一些桌椅外，只有几把算尺和一块黑板。但我们有最大的优势： 中国年轻的科技人员都怀有一颗振兴民族火热的心。他们凭着深厚的理论基础苦苦探索，着手进行热核材料性能和热核反应机理的基础性研究。 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之后，从事氢弹理论先期探索的队伍转入中物院理论部，和那里的科技队伍汇合，形成强有力的科研攻关拳头。理论部科研大楼，每天晚上灯火辉煌。人们为了琢磨一个问题，常常通宵达旦；彭桓武、邓稼先、周光召、黄祖洽、于敏等科学家的报告一个接着一个，报告厅常被挤得水泄不通。 于敏是中国乃至世界一流的理论物理学家，从未出国留过学，人们亲切地称他为“国产专家一号”。在原子核理论研究的颠峰时期，他毅然服从国家的需要，开始从事氢弹理论的探索研究工作。 于敏深知这项工作的重要意义。他说：“核武器是一种保障国家安全的手段。作为一个年轻的大国，中国不能没有自己的核力量，我愿为国家和民族的事业献出自己的一切。”这种朴素诚挚的爱国心，一直是他的精神动力。 为了尽快研制出中国自己的氢弹，于敏废寝忘食，昼夜苦读。很快，他进入了“角色”，显示出杰出的才能。 一九六五年十月，在于敏的亲自组织和部署下，氢弹理论得以突破。 于敏，中国自己培养的杰出科学家，在他追求的事业中，闪烁着伟大的民族之光。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氢弹原理试验成功；一九六七年六月十七日上午七时，空军徐克江机组驾驶着七十二号轰炸机，进行氢弹空投试验。沉寂的戈壁大漠上空，瞬时升起了一颗极为神奇壮观的“太阳”。 氢弹试验又取得了成功！从第一颗原子弹试验到氢弹原理突破，美国用了七年多，苏联用了四年，英国用了四年半，而中国仅用了两年零两个月。这是一个让全世界为之震惊的速度！正是由于科技人员心中时刻惦念着民族的强盛，中国核武器的研制和发展才得以步履矫健。 “祖国的尊严高于一切，我们可以付出一切” 在夜以继日地为核试验紧张准备的大背景下，有这样一些特写镜头：夜深人静，屋里的电视开着，电灯也亮着，天真可爱的女儿却躺在水泥地上甜甜地睡着了，年轻的妈妈抱起孩子，心酸的眼泪挂在了脸上。婚姻是人生大事，而中物院人为了国家和民族富强推迟婚期的比比皆是。 二十八岁的窦三平，为了试验三次推迟婚期。婚后三天，新的任务下达了，他又全身心地投入进去。个别同志深夜下班回家，骑在车上人已迷迷糊糊，一头栽进路边的水沟……这就是我们的科研工作者－－一群默默无闻却又为民族呕心沥血的人。他们用青春和热血去营造祖国的和平，支撑他们的是一种崇高的理想。 为了适应新的需要，一九七０年前后，中物院从青海高原迁往四川深山。此地风沙虽少了，但交通不便、生活条件艰苦等困难依然存在。 采访中，一位院科技委副主任给记者讲了一段心酸的故事：女儿长到七岁时，他带着第一次回老家。列车开到郑州，一轮通红的落日正从地平线上渐渐消失。女儿瞪着眼睛，好奇地问道，“爸爸，你看那是什么？”面对天真的孩子，他无言以对。女儿不是无知，而是因为长年生活在出门就是高山的她从没见过夕阳西下的鲜红余辉。 尽管基地迁到了四川，但工作的特殊性，决定了中物院人必须在深山与大漠间长期奔波。戈壁深处的试验现场寂寞荒凉，寸草不生，风沙大，气温高，水质又极恶劣。 尽管如此，科研人员依然全身心投入每次试验。 五十多岁的陆祥根由于漫长旅途的颠簸和劳累过度，来到试验基地就病倒了。躺在病床上，老陆念念不忘的还是现场的情况。他挣扎着坐起来，向领导苦苦请战：“我希望在这最后的关头，站在自己的岗位上。搞了这么多年，我不能亲自参加这项任务，会感到终身悔恨。请理解一个老兵的心愿……”在中物院，象这样舍己忘我，以身许国的，又何止陆祥根一人。 一九八八年，年仅五十一岁的高级工程师宋大本身患绝症，在生命的最后八十一天，仍与死神抗争，以超人的毅力拼命工作。深夜，剧烈的病痛让他直不起腰来，但他依然咬着牙，顽强地挺立在计算机前。长长的打印纸迅速滑过，密密麻麻的数据喷涌而出，宋大本拼尽最后的生命，完成了给祖国和人民的答卷。当他拖着已极度虚弱的身子从四川回到北京时，妻子泪流满面地苦苦哀求着，“老宋，你就……为了这个家……多活几天吧！”在弥留之际，他仍坚持在病床上向领导汇报工作，心里装着的还是千里之外的试验……他在给父母的最后一封信中写道：“儿这一辈子，是进取的一生，奋斗的一生，没有给老人家丢脸。对不起，我对家照顾太少了，但也念着父母，我担子很重，在为党和国家的科学作贡献。我这样做了，我想你们会高兴的。”一位女将军得知他的事迹后，流着热泪痛惜地说：“知识分子是国家的宝贵财富，不能再让这样的人倒下去了。” 每个人的前途和命运都是与祖国的兴衰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只有将个人命运托付给为国家和民族强盛的伟大事业，这样的人生才会更加壮美。这一点，中物院人理解得最为深刻。 为进一步提高核威慑能力，必须解决核武器的小型化问题。这就要求在工程设计、测试技术等各方面取得突破。同时，加工的难度急剧增加，对加工的精度和熟练程度的要求比早期核弹加工要高得多。一批活跃在一线的技术工人也付出了常人难以想象的辛劳。 在加工一件关键部件时，五十多岁的主操作手戈听卿患了肾炎，全身浮肿，腰膝酸软无力，靠注射点滴支撑。 当他听说车间加工的产品质量不如人意时，再也躺不住了，几次要求出院参战，一次比一次更坚决，领导迫不得已点了头。医护人员将他护送到车间门口，拔下针头，老戈拖着沉重的双腿，挪到了日思夜想的机床前，又重新紧张、兴奋起来。汗，一滴滴顺着他的额头、脸颊往下掉。他的身体几次摇摇晃晃，几乎摔倒。医护人员走上前劝阻老戈不能再撑下去了，可老戈所有的精力都放在了加工上，硬是凭着一颗对国家高度负责的事业心，加工了所需的三个部件。刚下机床，老戈又被送进了医院。 地下核试验要将测试探头深潜至几百米深的水井中，必须解决耐高压和密封问题，这就难上加难。为保证每一根探头完好无损，准确测到试验数据，负责近区测试的同志便守在浇灌水泥的现场。茫茫戈壁，白天如临火炉，夜晚滴水成冰，可他们最关心的还是探测设备是否安然无恙。 “十八勇士”抢救试验数据的故事已经过去多年了，但至今仍广为传颂。一次试验，现场的测试车后轴震断了，如果不及时将车开出去，采样的放射性物质衰减，所需数据就会丢失，这将严重影响试验测试的结果。放射性剂量对人体有害，核试验后的剂量又相当大。现场万分火急，副院长唐惠龙没有考虑个人安危，立刻组织抢险。老同志说，我有经验让我去；年轻人说，我身体好，抗得住。 十八位勇士将生死置之度外，及时抢出测试车，获得了宝贵的数据。为了壮国威，扬军威，他们心甘情愿地在危难时刻体现人生的价值。 在中物院，老一辈科学家几十年来将自己的一切贡献给了国家的核武器事业，他们还言传身教，用“两弹精神”感染和培养了一批又一批出色的年轻人。 近年，市场经济大潮不断冲击着人们原有的价值标准，有的人斤斤计较个人的得失，有的人为一己之利拼命钻营。中物院的年轻人同样面临着高薪的吸引，但他们不计私利，仍默默为国家和民族的尊严奋斗着、拼搏着。 不少年轻人说，当年放弃国外优越条件回国的一大批科学家，不是凭着一种强烈的爱国热情回来了么？在他们的眼中，祖国的尊严高于一切，人民的利益重于一切。今天，为了祖国和人民，我们同样可以付出一切。 年轻的高级工程师陈虹，富裕起来的同学为她在沿海找了份报酬优厚的工作。她不为所动，将孩子放在北京老家，十多年来一心扑在计算机王国里，开发出异形计算机联网的先进技术，获得“邓稼先科技奖”。她说得很朴实：同学富起来，他们实现了自己的人生价值；我为国防作贡献，也实现了自己的人生价值。 和当年研制“两弹”的老科学家一样，为了祖国的核武器事业，一九九六年，一位年轻的博士也义无反顾地从海外归来。他在美国不仅科研上卓有成就，而且有一位漂亮又能干的华裔女友，女友的父亲是当地声名显赫的珠宝商。但当国内一位老科学家见到他，谈到国家的需要时，他选择了回国。临别之时，女友泪水涟涟，其父苦苦挽留，并许诺只要他留下来，便将所有财产转到独女和博士的名下。尽管有对甜蜜爱情的不舍，但他心里装的更多的是祖国和人民交给他的千钧重担。面对女友的深情和回国后艰苦的研究条件，博士依然选择了祖国的需要。 正是这种无私奉献的精神，创造出了无数辉煌的业绩，创造出了民族的自豪与骄傲。近二十年来，中物院共获得省部级以上科技成果奖二千四百一十六项。他们就这样朴实无华地在岗位上书写着自己的壮美与崇高，实现着一个又一个强国梦。 “要大力协同做好这件工作”核武器研制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涉及众多学科和诸多部门。创业初期，毛泽东就明确指示：“要大力协同做好这件工作。”只要需要，全国各地都将自己的精英输送给核事业；核工业系统和核试验基地始终和中物院密切配合。除此之外，突破“两弹”时，全国先后有中国科学院、冶金部、化工部、交通部、水电部等二十六个部（委）、解放军各军兵种、二十个省市自治区、九百多个工厂企业、科研院所和高等院校等，大力支援、协同，参与了攻关与会战。 为氢弹突破做出杰出贡献的核物理学家于敏多次这样说：“核武器事业是成千上万人的事业，必须精诚团结，密切合作。这是从事核武器研制工作的科学工作者必须具备的品格。” 正是有了这种全国一盘棋、万众一心的协作精神，中国的核事业才能无往不胜。在生活极端艰苦困难的六十年代初，中央领导对核事业表示深切关心：周总理请客，让中物院到北京开会的科学家代表吃一顿肉；病中的聂荣臻元帅曾为中物院的供应向各大军区募捐；国家粮食部门在全国出现饥荒的情况下，从各地调来数万斤黄豆；青海省政府紧急拨给四万只羊……当时的环境极为艰苦，要完成研制原子弹、氢弹的历史使命，中国的知识分子只有同甘共苦。 在青海高原上，将军和群众一样住帐篷；在安放第一颗原子弹的百米铁塔上，时任二机部九局局长的李觉陪着工作人员插雷管，手里拿着起爆台钥匙，成为试验场操作人员精神上的镇定剂；被誉为“两弹元勋”的邓稼先为了让中国早日掌握“杀手锏”，常常夜以继日地连轴转，有时睡在机房的地板上，有时守在工厂的加工机器旁。实验前更是“把心提到了嗓子眼上”，和他的同伴们度过了一次又一次难关。 一滴水，只有放进大海，才永远不会干涸；一个人，只有和集体融合在一起，才最有力量。 时光飞逝，市场经济的浪潮开始冲击到各个角落。但是，在国家与民族的最高利益面前，核科技事业的全体工作者依然表现出了万众一心的民族精神。 为给中物院输送充盈的新鲜“血液”，清华大学对每位前往中物院工作的学生给予现金一万元的奖励；为配合中物院的基础理论研究，复旦大学派出了最优秀的青年研究人员。 为了祖国的核武器事业，核工业总公司的核材料厂，在企业面临设备陈旧、职工领不到工资、生产经营十分困难的情况下，不计成本，顾全大局地加班加点，按时完成了任务。哪怕核试验用的一根小小的钢缆，也同样凝聚了中国科学院、冶金部和东北几个研究院所、企业科技人员的心血。 八十年代，核武器研制步伐加快了，核试验场上试验用的平洞、竖井的掘进速度也必须加快。为了保证工程进度，核试验基地的战士们每天早晚披着星光下井、进洞。 许多战士当兵四年几乎就没有离开过大漠上的工地，他们自称是“拿风枪的兵”。不少战士复员退伍时只有一个心愿：“试验成功后，请给我寄一张照片，我好告诉家人我也为中国的核武器事业做了一点贡献。” 齿轮咬合般的协作，在全国各部委、各军兵种、各省市自治区的配合下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正是凭借这种强大的力量，中物院依靠集体的智慧，攻克了一道又一道难关。 一九九八年十月，为完成一项极重要的科研试验，来自全国十个单位的科技队伍，奋战了近六十个日日夜夜。 通向胜利之路是由全国各条战线的科研人员共同的心血和汗水铺就的。 实验场地远在离家千里之外的异地，来自中国的一百五十多名科研人员拧成一股绳，团结一心。每天清晨，总可以看到一位年轻的试验总指挥忙碌的身影，主持召开例会，安排、协调一天的工作。这里有很多阅历、学识都超过总指挥的老科学家，但只要一声令下，老同志都会竭尽所能做好分配的任务。 在这个集体中，很多人家里都有各种各样的困难，但为了试验的成功，自始至终没有一个人离开过“战场”。 某所科技委主任苏毅连续操劳，累得脸色异常难看，声音嘶哑。他的大哥前些日子病危，几次电话催促他回去，他没走。大哥去世了，他仍是没法走。课题负责人傅淑珍的姐夫去世了，普通工人吴兆龙的父亲也“走”了，悲痛就写在他们脸上，但只要投入工作，他们照样精神焕发、神情专注。 还有好几位来自各个岗位的新婚燕尔的年轻人，尽管蜜月刚刚开始，接到参加试验出征的消息，他们如同战士听到冲锋的号角，立即赶到基地，甘愿以科研的佳音表达对伴侣的深深眷念……“‘两弹一星’精神是值得学习的。我们所有参加过‘两弹一星’的同志，都有那么一股劲头。那种艰苦奋斗、坚韧不拔、苦心钻研、万众一心的精神，是值得我们永远学习的。”江泽民总书记的话，是对有中国特色核武器发展道路最精辟的概括与总结。 一个民族只有真正站立起来后，才能反思自己的历史。 正是有了千千万万个中物院人这样的知识分子，为了祖国和人民的利益，为了“怒放的中华民族的精神花朵”贡献着心血、汗水乃至生命，中国才能够挺直腰杆，理直气壮、堂堂正正地屹立在世界的东方！ (新华社) 原子弹的由来 利用铀—235或钚—239等重原子核裂变反应，瞬时释放出巨大能量的核武器，这就是原子弹。原子弹是科学技术的最新成果迅速应用到军事上的一个突出的例子。从1939年发现核裂变现象到1945年美国制成原子弹，只花了6年时间。1939年10月，美国政府决定研制原子弹，1945年造出了三颗。一颗用于试验，两颗投在日本。1945年8月6日投到广岛的原子弹，代号为“小男孩”，重约4.1吨，威力不到20000吨。同年8月9日投到长崎的原子弹，代号为“胖子”，重达4.5吨，威力约20000吨。其他国家爆炸第一颗原子弹的时间是：原苏联——1949年8月29日；英国——1952年10月3日；法国——1960年2月13日；中国——1964年10月16日，印度——1974年5月18日。自1945年以来，原子弹技术不断发展，体积、重量显著减小，技术性能日益提高。此外，提高原子弹的突防和生存能力以及安全性能，也日益受到重视。 杨振宁在“前沿科学国际研讨会”宴会上的演讲 首先让我向来参加此会议的朋友们致谢意。自这么多国家来了这么多朋友确实是“不亦乐乎”。 我也要谢谢清华大学的教职员们花大量精神和时间来组织这么成功的研讨会。几天来我们重温了半世纪以来物理学历史中一些极令人振奋的工作；听到了今后二三十年科学前沿中一些极令人振奋的新发展。 这么成功的研讨会今天在这个国家召开也许不是完全偶然。八十年前在我出生的时候，这个国家的近代科学是零，绝对的零。今天她在全力追赶，而速度惊人。 “一样的长城，不一样的国家！” 数个月前，布什总统访问了清华大学，并且就在我们开会的大楼中给了一个演讲。他提到二十五年以前他曾到过北京(那时他的父亲是美国驻北京联络处的主任)。第二天布什总统登上了长城。他坚持要超过1972年尼克松总统曾走到的最高处。记者们问他有何感想。他停了一下，然后说：“一样的长城，不一样的国家！”我相信在座的各位都会有同感。 度量生命的长短 1961年EmileoSegre邀我写一篇文章关于费米在芝加哥大学做教授的经历。我写了一篇短文，其最后一段说： “有人说一个人的生命长短不应用年份来度量，而应历数他所经历过的成功事业。” 费米的最后一个事业是在芝加哥。他做芝大教授的成功是今晚Steinberger和我都可以验证的。 假如我的一生是一出戏 莎士比亚在《AsYouLikeIt》中说人生就像一出七幕戏。其第七幕即最后一幕是： “返回童年，返回茫然，无牙齿，无眼睛，无味觉，无一切。” 假如我的一生是一出戏，那末我实在十分幸运，今天不但我“有牙齿，有眼睛，有味觉，有几乎一切，”而且我还有机会开始一个新的事业--帮助清华大学发展高等研究中心。 清华园是我幼年成长的地方，我一生走了一个大圈。那末我的最后事业也将是我一生中特别有意义的一幕。 2002年6月 杨振宁教授比较中美教育 应首都基础教育界的邀请，82岁高龄的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爱因斯坦讲座”教授、著名物理学家，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奖者杨振宁，近日来到北京教育学院与来自北京及中国西部地区基础教育第一线的示范校 校长、骨干教师代表进行了座谈。 杨振宁教授以深邃的眼光，富有哲理的语言，深入浅出的分析，对中国基础教育取得的重大成就给予了充分肯定，同时就当前教育的热点问题，讲述了他的看法。杨振宁说：“我在中国待了20年、在美国待了60多年，并在这两个国家都教过书，对这两个国家一般的社会情形及背景有些了解，对这两个国家教育的异同、优劣，是我经常在想的问题”。由于这个原因，杨振宁在座谈时始终没有离开比较中美教育这条主线。 中美教育传统区别很大 杨振宁说：“我一直认为，新中国成功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支柱，是在解放后中小学教育大大普及了！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我在原北平念中学时，北平的文盲不少于50％，甚至是百分之七八十；不算外来的人口，今天北京10到40岁的居民恐怕很少是文盲。中国能够有今天这样举世瞩目的经济发展，其中，一个功不可没的大事就是大多数人获得了受教育的机会。印度、巴西、墨西哥都是很大的国家，这些国家的教育普及程度远远没有达到中国这么普及。这是一个有长远意义的历史事实。” 杨振宁接着话锋一转，向在座的校长、教师，提出一个十分尖锐的问题。他说：“今天美国的科技经济发展遥遥领先于全世界，是不是每个地区都应该抛弃原来的教育政策或教育的哲学，向美国这个方向学习呢？”他说：“这个问题我曾经想过。教育是非常复杂的事。中国、日本、韩国、新加坡、香港，这些国家及地区的教育哲学深受中国文化传统的影响，跟西方尤其是美国的教育传统有很大的区别。从中国、韩国、日本到美国读书的孩子，一般都比美国的同班、同岁的同学根基扎实，大学生、研究院的学生也是这样。可是所有的美国中学、大学、研究生院老师，以及美国学生，都有同一个印象，就是中国学生不会做研究。这也是一个很普遍的现象。我们得到的结论是什么呢。那就是中国的小学、中学、大学教育的办法，有它的特长。这个我自己就深受其益，我在西南联大读书时，老师都很负责任，教得很深入，我到美国以后发现，一些课我已经念过了；美国教育跟我在国内受到的教育完全不一样。这个现象至今还保留着。中国的中学、大学学生到外国学习，成绩都很好，可是国外为什么会有中国学生不会做研究的印象呢。原因在于中国训练学生的办法与美国不同，中国学校教出的学生往往认为，所有重要的东西都是前人做过的，怎么能挑战从前几十年、几百年、几千年的哲人所做的贡献呢。” 他分析其中原因，说：“对此应该讲得更清楚，中国学生是开始阶段不会做研究，在刚做研究工作时，胆子比较小，不敢向新的方向发展。可是到了真正做研究工作后，很多中国学生做的成绩很好，而且，他们很努力。在美国一个大的国家实验室，其中的机器通常是24小时运转，你会发现到半夜12点以后还在继续工作的，一般都是中国学生。到研究生毕业时，往往是中国学生做得很好。到获得博士学位时，中国学生并不比外国学生差。” 他说：“如果问我，是中国的教育政策好，还是美国的教育政策好，我认为这没有一个简单的答案，任何一个简单回答都是错的，因为这关系到千千万万所学校、千千万万个家庭、千千万万个孩子，不可能有一个简单的回答。包括对中学生、小学生、大学生训练的方法，是好还是不好，我想了很久，得出的结论是，对多半的学生，我认为中国政策是好的。因为它可以把这些孩子引导到将来能够发挥他们社会作用的道路上去。要想了解这句话的意思到美国看看就知道了。我在美国教过两年的大学一年级物理课，美国的学校不管是非常好的学校，还是不太成功的学校，大一的学生多半还在晃悠，对于世界是怎么回事，自己怎么回事，前途是什么样子都没有想过。这跟美国整个社会结构有关系，教育也占一部分原因。而在中国，孩子们就成熟多了。可是对于天资特别好的学生，中国的政策就不一定好。” 中国要了解美国教育的背景 长期从事物理学研究的杨振宁，非常重视定量分析，谈教育也不例外，他说：“中国按部就班把知识给孩子，平均起来是好的，可是中国的教育制度，从中小学起，有一个不好的地方，就是对特别好的，占总数5％的最聪明的学生比较不利。这不利的一面，在美国却做得非常好，孩子可以充分发挥他们的特长，比如，有一位非常有名的物理学家，名叫费曼，这个人有非常丰富的想法，做了很多很重要的工作，可是他从小说话做事就是跟别人不一样。我常说他要在中国的话，很难成为大物理学家，因为整个社会不准他这样，不准他那样。 又比如，比尔•盖茨，他在中国也不会有今天这样的成就。美国成功的一个很重要原因，是对这些跟别人不一样的、有特别才能、特别天赋的人，能够给予极大的空间，他们可以发展。这是美国今天在学术上、在经济发展上成功的一个重要的原因。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就是美国风险投资办得比较成功。二次大战后，英国在生物工程研究方面得诺贝尔奖非常多，可是总体上生物工程不可跟美国比，这是因为它没有一个好的风险投资制度。这是美国现在成功的另一重要因素。” 杨振宁教授说：“一个国家，一个社会，自身有很长的传统，不是一两天能改过来的，教育工作者，包括研究教育体制、教育哲学的人，一定要了解美国的成功背景是什么。” 他说：“在中国，一个显得高傲的人是大家不喜欢的，美国对这种人比较容忍。可以由一件事证明这句话，20世纪最重要的生物学文章叫做《双螺旋》，是1953年一个名叫Wat son的美国人和一个名叫Crick的英国人合写的。他们写文章的时候，一个20多岁，一个30多岁，过了一些年，他们得到诺贝尔奖。我认识他们两位，他们都是讲话不那么客气的人。20世纪六十年代,Watson又写了一篇名叫《双螺旋》的书，翻开这本书就知道他讲话和他做人的口气，其第一句话是有名的，说“我从来没有看过我的同伴不以高傲的态度待人”。这句话说明Crick讲话是非常冲的。Watson说话也如此，很冲。” 他说：“中国学术界对这种人是不喜欢的。国内一些基金会，评委在讨论某某人是否应该得奖时，对讲话比较冲的人往往不喜欢，不愿意投这些人的票。这是中国和西方尤其和美国的传统的一个分别所在。我个人觉得，中国在这方面应该向西方传统多走一点，这会对整个科学的发展有好处。美国对于这样的人比中国宽松一些，它的科技能成功发展是与此有关的。这是值得中国尤其是教育界注意的。” 照搬美国解决不了中国教育问题 杨振宁教授非常关注中国教育当前的热点问题。他说：“现在，中国社会有一个现象，就是一个孩子要考大学，全家人非常紧张,而且很多个家庭都非常紧张使整个社会形成一个压力，并在这个压力下出现了一些呼声，觉得中国教育制度有问题，把小孩压傻了。这是一个需要高度重视的问题。” 他分析说：“一个孩子考大学，全家人都紧张，最主要的原因，是中国的学校不够多。今年秋天中国要招收380万大学生，这数目比改革开放之初多了很多倍，但是，拿13亿人口相比，这仍然还是很小的数目。如果中国大学数目大幅度增加，压力会自然减少。可是，办学经费从哪儿来？师资从哪儿来？一连串的问题都来了。这是一个非常困难的问题。不是把美国的哲学搬过来就可以解决的。” 他说：“中国4亿人口在城市，9亿在乡下，这9亿农民的思维状态，我不敢讲，因为我接触得太少。4亿中国城镇居民今天接受科学的思维，或科学的办法，绝不比美国一般人低。从教育成功率来讲，美国是12年义务教育，可是在纽约市，12年义务教育出来，文盲多得很。他们那里很多的学校认为，孩子在学校是一个祸害，得赶快把他们送出去，不管他们会不会念书，其结果造成两极分化，一边是受过很好教育的人，一边是知识水平、思维方法、素质品位、价值观都不理想的人。从总体看，我觉得不如中国4亿城镇居民的受教育程度高。” 他说：“对小孩是着重启发，还是着重灌输，这是社会的传统，一时不容易改过来。美国小学一年级学生跟中国小学一年级学生不一样，中国学生比较听话，平均起来安静一些，美国的男孩子动来动去的，坐立不安。这是整个社会的结构不一样，社会的价值观不一样形成的。中国教育工作者应该注意到有这个分别，同时，要知道这很难讲哪个好哪个不好。中国小孩比较静，比较听话，当然容易有效地向他们灌输知识，于是就发展出中国的教育哲学；而美国比较容忍，小孩做奇怪的举动比较多，这有自然的道理，也有很深的社会结构，甚至有遗传因子在里面。不能贸然下结论哪个好哪个坏的。我认为两方面各有短长，不同的小孩也是不一样的，与老师自己对事物的看法也有关系，假如一个老师，比较注意鼓励小孩向多方向注意，兴趣广泛一点，这是有利小孩健康成长的。我在美国教了很多年书，发现美国的小孩，无论是初中还是高中学生，这也喜欢弄，那也喜欢弄，好处是接触东西多，坏处是注意力常常不集中。中国相反，比较集中，比较安静，好处是能好好念书，坏处是不利于向各个方向发展。” 他说：“美国喜欢改革，动不动就出理论。有一个非常有名的故事，是说在前苏联卫星上天后，美国人认为美国落后了，并认为主要原因是美国数学教育不对，要有新数学，新数学的办法跟传统的不一样，要把很抽象的观念很早放进去，有很多学校采取了，过了一些年，发现这项改革非常不成功，到六七十年代新数学就没人弄了。还有一个例子，是费曼写了一系列非常好的大学教科书，一些学校负责人说这些书写得非常好，可是一般老师不敢教，因为这些书牵扯的东西太多，内容太深，老师害怕被学生问得回答不出来。我讲这些是要说，中国教育改革要谨言慎行。但不是说不能动。” 他说：“20年前中国科技大学成立的少年班，那时在全中国都很有名，我在美国报纸上就看见了，有十二三岁的小孩被选进去了。这件事搞了20多年，从国家立场讲等于做了20年的试验，就应当认真加以总结。如有一个相当清楚的结论，不只是对于中国的教育，对世界天才儿童的教育也是一个重大的贡献。” 杨振宁：儒者风的科学家 在一些科学家看来，杨振宁教授是一个有着极好科学感觉的人，是一位坚韧不拔、具有数学天才的物理学家。半个世纪以来，他长期耕耘在物理学和数学的十字路口，在这个领域，一组漂亮的方程式可以是灵感的源泉，甚至在还没有实验证据以前就可以洞察物理世界的本质。这种从几个方程式出发直接到达自然深层次结构的研究方法，杨振宁认为它是“奇迹的奇迹”。据此，他与人合作，至少还完成了另外两项堪与“弱相互作用下宇称不守恒”理论相媲美的工作——“杨－米尔斯规范场”和“杨－巴克斯特方程”。 杨振宁不仅是一位伟大的物理学家，而且还是一位人文主义者。他思想、心灵、人格的形成与熏染他的中国传统文化及他的家庭有十分密切的关系。他儿时的玩伴，法籍著名的雕塑家、画家、书法家、艺术评论家熊秉明先生在一篇文章中指出：“如果简要地说明杨振宁的为学为人，也许可以说他是一个‘儒者风的科学家’。正像我们说‘儒医’、‘儒将’。这里的用法，‘儒’的意义是很积极的，宽广的，是一种中国文化所酝酿出来的，而有普遍价值的‘人文主义’。”杨振宁在物理学研究之外的工作，对世界，尤其是对中国的进步有极大的促进作用。由于他在国际科学舞台上的崇高地位，他的这些工作对其他的华裔科学家、中国的学者，以及对中国科技教育事业的发展，已经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杨振宁教授虽从事物理学研究，但“一如常人”，他把他生活的内在意义、他的爱好，以及对文史哲的谙熟，带进了科学世界。在诺贝尔奖创立100周年之际，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奇迹的奇迹——杨振宁的科学风采》一书，以独特的方式介绍了在物理学这道“门”出入自由、杰出而又平常的科学家——杨振宁教授其人其事。在一本书中，既要抓住杨振宁教授的科学实际，又要抓住这个人物的个人品质，是一件不容易办到的事情，但本书的作者力求做到这一点。该书以全新的视角绍介了杨振宁教授不平凡的人生历程、卓著的科学成就、深邃的科学思想、独特的研究方法、中西结合的教育理论、具有普遍价值的人文主义，再现了他对科学真理的激动人心的探求和对中国科教事业的深切关怀。这本书展现出的，正是一个“儒者风的科学家”。 杨振宁教授的为学，是佼佼者中之佼佼者；杨振宁教授的为人，令人高山仰止。 他为原子弹零时起爆签字 这是一篇非常感人的文章，邓稼先作为著名科学家，不顾生命安危，主动去寻找有放射性物质的铀，从而遭到放射性铀239的辐射伤害，回到北京检查身体，尿样有很强的放射性，白血球内染色体已呈粉末状，肝脏也受到损坏，几乎所有的指标都不正常…… 原子弹起爆前的信号是倒着数的。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一，起爆！这个起爆时刻，干这一行的人把它称作零时。 每一次核试验的零时之前，中国的普通老百姓是一无所知的，这一天对于他们来说和任何时候一样，是一个平平常常的日子。零时之前，对于参加试验的工作人员来说，却是一个充满期盼的不平凡的日子。他们盼望准时看到自己的劳动化为蘑菇状烟云升腾到湛蓝的天空，巨大的火球不断翻腾，颜色在不断变化，像巨神拿着一颗宝石在转动，五颜六色，光彩耀人。而如果是地下核试验，那就是两声闷雷似的巨响，一声来自前方的深井之下，另一声是来自背后大山的回声，惊天动地，滚滚而来。但是对于一个签署者来说，零时之前又是一段特别难熬的日子。在核弹制成之后，再次检查完毕各项参数、各个部件，插好雷管，准备用飞机运去空爆或是进入深井作地下核试验之前，要有一个负责人签上自己的名字，以表明这一枚核弹的试爆的准备工作已经一切就序，可以点火了。这是对祖国负责的签字，非同一般。在邓稼先生前，这副千钧重担大多数由他来挑—签字署名。 每次核爆零时前对于签署者的煎熬是异乎寻常的。在原理方面一点漏洞都没有了吗？好几十万个数字的计算是否都准确？那么多的零部件是否都合乎指标要求？材料性能怎么样？……这一连串的问题搅着签署者的心。邓稼先在每次核爆签字之后都曾经有一小段时间全身冰凉，这样重的心理压力几乎使他坐立不安。每逢核试验前，他来到场地，表面上给人们的印象总是一个每临大事有静气的大将风度，这是为了稳住大家。但实际上，应该说从此他就天天过着心神不宁的日子。他在帐篷里时而复核着突然想到的某一个尚无完全把握的数字，时而又愣神坐在那里，连他自己也弄不清究竟在想些什么？ 零时之前对签署者的压力，一般人难以想象。对于责任心极强的邓稼先来说，这种说不出来因而也就无从下手去补救的担心，更是终日伴随着他。邓稼先曾开玩笑似的说过，签字以后，好比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了。然而他的脑子还能正常地工作。有一次睡到半夜，他忽然想起了一个可能导致失败的因素，于是从自己的铺位上一跃而起，叫醒了几个帐篷里的人，连夜商量对策，避免了一场可能发生的事故。 准备核试验的前期，有时候他们要在马兰呆上几天。马兰是为了进行核试验才盖起来的小镇子，因这里的沙漠地上有一种马兰花而得名。在李时珍的《本草纲目》上就载有这种花的名字。马兰花呈雪青色，花心上嵌着一支白色的条带。在这干枯、单调的戈壁滩上见到马兰，使人能暂时得到一种生机盎然的情趣。同时也会使人产生一种联想，想到大自然似乎也有一种爱美的天性，有机会就要打扮一下。邓稼先每次在马兰小镇散步的时候，看到这种朴素的小花，就觉得自己被各种牵挂里紧了的心能稍微放松一下。这种调剂对参试者的身心是大有好处的。在邓稼先的家中，他的亲人为了纪念他，安放在他大幅彩照旁的，一边是一棵青松，另一边就是一棵马兰。 就是住在试验场地帐篷里的时候，邓稼先也要忙里偷闲。有一回，邓稼先和李医生一块到戈壁滩上去抓呱呱鸡玩。这种灰色的尾巴很长的鸡，样子并不美。但对于整日里提心吊胆和数字打交道的人来说，能去追着呱呱鸡连飞带跑，就是极大的快乐。他们似乎又回到了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中，充满着活力和兴趣。但他们这种梦境般的欢乐，很快就被后方传来的一个惊人消息给搅掉了。邓稼先的心好像从轻松的高处直线下坠，他浑身的肌肉好像完全僵死了。后方急报说计算结果中有个地方出现了问题，应该停止这次核试验。这不啻是晴天霹雳，猛然轰击到邓稼先头顶。邓稼先只觉得大事不好。他们很快乘吉普车来到竖井处。李医生发现邓稼先的脚步忙乱，怕他出差错，便飞身转到井口梯边，扶住了邓稼先。他下井检查完应该检查的一切，便回到帐篷里沉思起来。轻易地停止核试验，问题可就大了。但如果试验出了问题，后果更不堪设想。现在是一个需要深厚科学功底的当口。 为了此事，邓稼先在井上井下来来回回地忙了两天两夜。这两天，由于紧张，他几乎隔一小会儿就要去一次厕所。他用各种办法去推算，从多种角度去核查，拼命想寻找出一种证据，证明能够继续试验。因为要是停止这次试验，起吊装好雷管的核弹本身就是极危险的事，何况还要卸去已拧死的螺丝钉，才能改动装置。但是可靠的证据一时寻找不到。他又躺在了铺上，两眼望着帐篷顶子，似乎想稍稍休息一下。突然，他想到中子不带电荷这个他在初中时早就知道的常识，一个普通常识，在解决重大科研难题时竟变成了一把金钥匙。由此打开了他逻辑推理的通道。他用纸笔又一次作了粗估，判明计算即使有错，误差的幅度不至于大到影响核试验的成功。最后，他得出结论并拍板：核试验可以照常进行。结果是这次试验完全成功。 研制核武器除了连续作战的疲劳和挖空心思地用脑这两样伤人身体的东西之外，还有一个更可怕的东西，那便是239和铀235的放射性核辐射对人体的伤害，这是一个看不见的东西。邓稼先一次又一次地主持着新的核试验。他经常出入车间，在一段相当长的时间里他几乎天天接触放射物质，受其辐射的损伤。干这一行的人只把这种事叫作“吃剂量”。说得好轻松，丝毫不带感情。大概他们是为减轻辐射伤害对人类带来的精神负担才有意这样说的。有一次开密封罐观看测试的结果，原有防护的措施挡不住新材料良好放射性能的强度，使邓稼先他们一下子受到了超出常量几百倍的辐射。这样超限度的吃剂量，后果如何，大家心里都明白，但所有的工作都照样进行下去。邓稼先自己对此并不太在意。 但是，令人在意的事终于到来，事情发生在70年代末期。由于军工事业深受“文革”十年动乱的破坏，在20世纪70年代末的一次核试验时，一次偶然的事故出现了。飞机空投时降落伞没有打开，核弹从高空直接摔到了地上。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一的倒计数之后，天空没有出现蘑菇云。核弹哪里去了？知道出事故的人为此都非常揪心，因为这种事情有可能引起严重后果。指挥部立即派出一百多名防化兵到出事地点去寻找出事现场。他们来回奔跑在荒无人烟的戈壁滩上，始终没有发现核弹的痕迹。但这是一件不能不了了之的事情。人们都记得日本广岛、长崎在遭受原子弹袭击后留下的惨景。 邓稼先决定亲自去找。许多同志都反对他去，基地司令员陈彬同志阻挡他，出语是非常感人的。他说：“老邓，你不能去，你的命比我的值钱。”邓稼先听后心中激动不已。他此时为一群生死与共的同志的真挚情感所打动，但他已不可能听这位司令员的劝告了。放射性，在大自然中的半衰期是两万四千年。如果侵入人体，就极易被骨髓所吸收。它在人体内的半衰期是二百年，亦即进入体内后二百年还剩一半。这就是说，它将终生伤害着“吃剂量”的人的身体，永无解除之日。仅仅一克重的就可以毒死一百万只鸽子，由此不难想象它对人体的伤害。这一切，邓稼先都是再清楚不过的了。但他就像不知道这些情况一样。他没有听从好心同志的多方劝阻，决定立即上车。他心里有一句没有说出来的话：“这事我不去谁去？”他一向是这样做的。 他平时对于别人的安全非常关心，而偏偏把自己的健康和生死置之度外。这种拧脾气，似乎是从事核武器研究之后添的“毛病”。他和二机部副部长赵敬璞同行，乘坐一辆吉普车，向戈壁深处驶去。在汽车上，他们没有什么话，这并不是没话可说，而是邓稼先的脑子里在不停地思索。究竟是什么事故？有几种可能性？最坏的结果是什么？他什么都想到了，但就是没有顾得想想对于人体的伤害。他这时还不知道，因为降落伞没有打开，导致核弹从飞机上直摔下来的着地点，偏离预定的爆心处很远。他一定得找到核弹，探明原因。车子在大戈壁上到处迅跑。他终于找到了。这是他们九院的宝贝，九院的心血凝成物。到了发生事故地区的边缘，他要汽车停下来。一下车，邓稼先立即感到了此地对于身体的危险性，这是核科学家的直感。他坚决阻拦赵副部长和司机与他同行。最后他急了，忘掉了对领导同志应有的尊重，他大声对赵副部长喊：“你们站住！你们进去也没有用，没有必要！”—“没有必要”这是一句只说出一半的话。如果把这句话完整地说出来，应该是“没有必要去白白地做出牺牲”。而邓稼先认为自己是有必要的，有必要干什么呢？ 这位五十多岁的核科学家、中国核武器理论设计总负责人勇敢地向着危险地区冲上去了。邓稼先已将刚才想到的对人体的伤害忘得一干二净。他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勇敢，更没有意识到自己的英雄行为，大概所有真正的英雄都是这样的。他完全和平时一样，只不过有一份急切的焦虑心情。他弯着腰一步一步地走在戈壁滩上，锐利的目光四处扫视，边走边找。终于，碎弹被他找到了。高度的责任感使他在一瞬间变成了一个傻子，他竟用双手捧起了碎弹片—这个含有剧毒的危险的放射物。他立即放心了，他们最担心的后果没有出现。他的精神骤然松弛，然后拖着疲惫不堪的步子向远方的吉普车走去，他见到赵副部长的第一句话就是“平安无事”。就在这时，他意识到自己的身体一定是有事了。他主动邀请赵副部长与他合影留念。至今，在邓稼先家中的相册里仍有一张只见两个头戴白帽子、身穿白色防护服、白口罩遮到眼睛下边、辨不清面貌的人站在荒无人烟的戈壁滩上的纪念照。左边的高个子就是邓稼先，右边是赵敬璞副部长。邓稼先在研制核武器这一类紧张的工作中，从来没有主动邀请别人合影。他工作起来节奏很快，匆匆忙忙。这次他要特别留下一张纪念照，一定是内心里有另外什么想法。不言而喻，他似乎觉察到自己此后的寿命的期限了吧。尽管期限是模糊的，但危险是清楚的。他遭受到极为严重的放射性239的辐射伤害，这将是自己身体健康的巨大转折。此次对身体的伤害是现代医学水平无法补救的。 他可以避免这一次致命的伤害吗？他应该躲过这一次致命的伤害吗？和他共过事的熟人，了解他的朋友在他已经逝世的许多年后，仍然对这个问题持有各自不同的看法。可是，他一定会去的，这是他世界观发展的逻辑结果。在他冲进去的时候，受到责任感化作的强烈情感所驱使，他想不到别的事情，他顾不得。他脑子里只想赶快知道事故的结果，个人安危他来不及考虑。这，就是邓稼先。 几天之后，邓稼先回到北京住进医院作检查，检查结果表明，他的尿里有很强的放射性，白血球内染色体已经呈粉末状，数量虽在正常范围，但白血球的功能不好，肝脏也受损。一位医生说了实话：他几乎所有的化验指标都是不正常的。但他只对妻子说了尿不正常，许鹿希火了，跺着脚埋怨他。按道理邓稼先应该到疗养院去。受的放射性剂量这样大，疗养虽然不能解决根本问题，但对身体无疑有很大好处。可是他没有去，他离不开工作，直到他离开人世之前，他没有疗养过一天。有一天晚上，许鹿希耐心地坐在身旁劝说他。邓稼先斜倚在床上，他宽大的上身靠在厚厚的被褥垛上边，两手交叉枕在脑后。 他的眼睛，时而看着妻子，在听劝说，时而愣神望着墙板，在想别的。 是什么想法把他的眼神拉过来，又是什么想法把他的眼神推过去的呢？ 许鹿希能猜得到，因为她毕竟太了解他了。邓稼先的心在事业上，他为自己健康忧虑的落脚点也在事业上，身体是搞好事业的本钱。自从他投身祖国的原子弹、氢弹等核武器研制工作以来，我国的核武器便以很快的步伐前进。从绝对速度讲，我们的进度甚至超过了核大国。 这一点令全世界惊奇：从制成原子弹到制成氢弹并试验成功，美国的间隔是七年零四个月（1945年7月—1952年11月）；苏联四年（1949年8月—1953年8月；英国四年零七个月（1952年10月—1957年5月）；法国八年零六个月（1960年2月—1968年8月）；而我们中国只用了两年零八个月（1964年10月—1967年6月）。并且研制氢弹最后一年的工作，是在十年动乱的艰难环境中完成的。 邓稼先最终没有听从妻子的劝说。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他醉心于新一代核武器的研究。自从那次吃了特大“剂量”，他的身体有了明显的变化。1980年以后，他衰老得很快，头发白了，工作疲劳也不易消除。打从小时候起，他是非常喜欢出去玩的。但这时却已是力不从心。有一次大家爬山，半路上他突然感到举步艰难，身上沁着虚汗。 最后，这次郊游就半途而废了。也有时开着会突然心跳很快，他把手伸给高潮副院长，让老高帮他搭搭脉，这时他的心跳每分钟已经超过120次。有时他甚至非常怕冷。他觉出自己的身体是越来越不行了。或者退下来，争取过几年安生日子，延长一点寿命，并补偿一些对妻子和孩子所欠下的爱抚？自己也该喘息一下了。他的确感到肩上的工作担子使他过分吃力，科研攻关时要绞尽脑汁和耗尽精力；协调各部门各方面相互矛盾的要求，常常让人顾此失彼；因被别人误解和其他的伤害，令人有时感到心情沉重。他偶然间想起卢梭曾经说过的一句话： “一块瓦片从房顶上落下，是有可能伤着我们的，但不及坏人蓄意掷过来的石头伤及人的心。”总之，过去这些他不甚介意的东西对他心灵的刺激比以前是稍微加重了一点。他在各方面都显出了疲劳的痕迹，身体的和心灵的。 一次，他利用散会后的一点空儿，和妻子到颐和园去。北京颐和园是他俩玩过多次的地方。园里的山山水水，从佛香阁到十七孔桥，还有湖的西岸边未经修整的野路，他们都是很熟悉的。每次游公园、逛商场、看庙会，他总是兴致勃勃，这一次也是他出的主意。那天他们原打算看菊花展览，待到他们赶去时，展览已经关门，这是晚霞斜挂西山的时候了。园内的喧嚣声随着游人慢慢离去而渐渐消失。他和许鹿希漫步走在后山的小路上。此时夕阳西照，路旁低处的土地上有星星点点的小花。两人的步子不约而同地慢下来。还没有走到最高处，邓稼先便觉得有些累了。他们在铺满秋叶的路面旁边选了一块比较干净的大石头，稼先马上坐下来，许鹿希剥了一个桔子递给他。斜阳的余辉下，万寿山此时格外安静。邓稼先吃着桔子，似乎是漫不经意地浏览着湖光山色。忽然，他轻轻地叹了一口气，喃喃地说：“多恬淡、多悠闲，要能老是过这样的生活该多好啊！”他对安静优美的大自然、对夫妻间悠闲自在的生活，流露出内心深处的一丝眷恋之情。 1984年底，邓稼先指挥了我国第六个五年计划期间的最后一次核试验，这也是他一生中最后组织指挥的一次核试验。当时的乌鲁木齐已是银装素里。邓稼先在严寒中又一次来到罗布泊这度过一生中那短暂难熬但又异常兴奋的时日的地方。在1986年前国家进行的32次核试验中，他亲自在现场主持过15次。这一次又一次的试验都获得了圆满的成功。有人称邓稼先是福将。福将，习惯上的理解无非是老天爷保佑。15次那样复杂的核武器试验全都靠天行吗？当然不行。这只能是邓稼先本人的水平和他一丝不苟、认真负责的结果。老天爷可帮不了这么多忙。由于常常在罗布泊基地工作，他对这一块楼兰古国旧址，产生了深厚的感情。这里特有的荒漠旷景是和他事业上取得的辉煌成就连在一起的。这年年底，他已经满60周岁了。邓稼先壮年不壮，因为就在几年前，他所受到的严重辐射损伤，一天天耗掉了他体内的生机。这是头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他带着自己魁梧而又极为虚弱的身体来到基地，但国家对这一次的试验有重大的期待。 （摘选自《邓稼先传》，安徽人民出版社1998年7月版） 入了美国籍让父亲难过 1957年，杨振宁和李政道夺得诺贝尔物理奖，杨武之博士抱着虚弱之躯，飞往日内瓦。杨武之是带着做父亲的使命感来的，觉得他应当劝杨振宁回国。一方面这可能是统战部或明或暗的建议，另一方面也是杨武之自己灵魂深处的愿望。他的心情真的十分矛盾，他非常想让儿子回去报效国家，但作为老一辈的留美博士，他又清楚地知道儿子留在美国在学术上的意义。矛盾交织中的老人给儿子儿媳写了两句话：“每饭勿忘亲爱永，有生应感国恩宏。”和父亲、母亲在日内瓦三次见面，对杨振宁影响极大。 1957年12月10日晚，怀揣1945年赴美留学时发的中国护照的杨振宁在瑞典的诺贝尔奖贺宴上即席演讲，他说：“我为自己的中国血统和背景而感到骄傲。”但是，到了1964年春，杨振宁还是加入了美国籍。他说，“从1945年到1964年，我在美国生活了19年，然而，决定申请入美国籍并不容易。对一个在中国传统文化里成长的人，做这样的决定尤其不容易。一方面，传统的中国文化根本就没有长期离开中国移民他国的观念。迁居别国会被认为是彻底的背叛。另一方面，中国有过辉煌灿烂的文化。她近100多年来所蒙受的屈辱，在每一个中国人的心灵中都留下了极深的烙印。任何一个中国人都难以忘却。” 从单身漂洋过海的闯荡到功成名就后的奔波，杨振宁目睹了一幕幕美国社会的悲喜剧，目睹了外国移民抑或“二等公民”在这里的境遇。要知道，直到20世纪20年代美国还有排华法。 当杨振宁本人已经成为一位有影响的科学家之时，仍在租房时受到歧视。最使杨振宁感到痛苦和困惑的是，他所钟爱的科研事业，每每因他不是美籍而多受掣肘（例如不能去美国国立实验室）。当“有不少因素使我裹足不前，而美国这个社会又给了我发挥潜力的机会，……我在这儿的根几乎在不知不觉中就已经往深处扎了”的时候，杨振宁于1964年初最终作出了加入美籍的抉择。 杨武之在1973年故去之前一直在北京和上海当数学教授。他对于儿子的决定没有抱怨，但杨振宁知道，直到临终前，父亲对于他放弃故国的举动，在心底里的一角始终没有宽恕过他。 庆功宴上的邓稼先 邓稼先有个大名鼎鼎的称谓：两弹元勋。他把自己的一生都贡献给了中国的国防事业。但他也是个喜喝酒的人，是喜是愁，总有酒和他相伴。 １９６７年的一月风暴搅乱了邓稼先所在的研究院。进入攻关关键阶段的氢弹研制遇到极大障碍。邓稼先苦思苦想，怎样才能唤起科研人员的团结齐心攻关呢?愁眉不展的他屡屡端起酒杯。 以一份外文情报帮了他的忙。他摘录了其中的一段印发，并问了一句：法国要在１９６７年底爆炸氢弹，咱们怎么办? 爱国热情在人们心中复燃了。科研人员又在他的领导下埋头苦干起来。 当时，著名物理学家于敏在上海领导着一个小组，从事氢弹重要的基础理论研究工作，于敏也爱喝点酒。于是每当研究有了成果，他就用“带酒来”的暗语向邓稼先报告。意思就是“有门儿了，你等着请吃酒吧”。他知道邓稼先经常自己掏腰包买烟、买酒、买肉搞劳科研人员。有一次，邓稼先又接到于敏的暗语“带酒来”，便真的带上丰富的食物和洒类急匆匆从北京飞到上海。到上海以后他听过情况介绍，接着脱光膀子，赤膊钻进闷热的机房，随后又与大家一起坐在小黑板前讨论。发言者在黑板上运算，用数学公式描述物理现象。他把食品分给大家，一瓶酒，你喝了我喝，没有桌子，没有碗筷，都撮着瓶口，嘴对瓶嘴，那份自在，那份儿亲切劲儿，别提了！ 就这样，他们度过了无数个不眠的日日夜夜。终于有一天，全世界的地震监测仪都测到了罗布泊强烈的震波。远在几百里之外的乌鲁木齐感到大地的抖动，玻璃窗发出颤抖的响声，场区的效应物顿时化为灰烬，火车头被冲击波抛上了山岗。中国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了。此时距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仅两年零八个月。 庆功宴会在核试验基地的食堂举行。领导向参试有功人员祝酒。看到自己多年研究的项目有了结果，邓稼先内心十分激动，成功也使他感到一阵轻松。在今天这个喜庆的日子里，他难得有机会放开酒量，他兴高采烈地举杯向和他一起奋斗的科研人员敬酒，大家也向他举杯。杯觥交错之中，他喝多了! 突然，他高大的身躯一歪，摔在地上。他醉倒了，现场一片混乱，有人连忙找来医生。医生仔细检查，却怎么也摸不到他的脉搏。 基地首长发出急电，请求派出直升飞机救援，总部首长批准了这一要求。经直升飞机送往后方医院抢救，邓稼先才转危为安。 美国向日本投了三颗原子弹 一、长崎两颗 1945年8月6日上午9时15分17秒，美国空军的一架B-29重型轰炸机向日本广岛投下一颗原子弹。45秒后，它在离地600米的空中爆炸，一团巨大的蘑菇云徐徐腾飞……于是，广岛成了地狱。二十万人死于爆炸中和后来的原子病。 这天，杜鲁门总统向日本发出一份通牒：无条件投降，否则将从空中以地球上前所未有的毁灭武器将日本毁灭。可是，等了两天，日本却还沉默着。杜鲁门想，广岛的那一颗力量还小，还需要对日本进行第二次打击。这样，在第三天头上，即8月9日中午时分，日本又挨了第二颗原子弹，地点是长崎。 事后，美国战略轰炸统计局匡算，约有3.5万人死亡，6万人受伤。负责原子弹研制计划的格罗夫斯将军说：“这个数字比我们原来估计的要少得多。” 那么，“原来估计”的是多少呢？是“这个数字”的两倍。为什么这么讲呢？原因很简单：“原来”是按两颗原子弹的爆炸威力“估计”的；而现在的死伤数字只在一颗原子弹的爆炸效果之内。事情说穿吧———美国当初对长崎投放的是两颗原子弹而不是一颗。也就是这个缘故，所以当死亡数字出来以后，格罗夫斯大失所望。而倘要对此予以深究，那原因不外两个：其一，两颗原子弹都比较偏离目标；其二，两颗中的一颗为哑弹。 当然，美国方面宁愿相信第一种原因而不愿看到的是第二个原因所致。因为第二个原因所带来的附带影响实在不可想像———它会使人吓出一身冷汗的。 二、一颗哑弹 不过，现在首先需要澄清的问题是：当年美国在长崎投放的原子弹到底是一颗还是两颗？ 后来披露的一份私人材料则证明：哑弹的“可能”是存在的，或者就是事实。因为提供这份“私人材料”者不是别人，而是当年“曼哈顿”计划的官方负责人，后来的陆军退役将军格罗夫斯。 1945年7月24日，格罗夫斯在给马歇尔将军的报告中就拟就了对日本使用原子弹的四个目标，它们是广岛、长崎、小仓和新舄。7月底，最终确定了三个目标。格罗夫斯回忆录写道：“广岛是第一个目标，小仓兵工厂和小仓是第二个目标，长崎是第三个目标。”为此，格罗夫斯为执行投掷任务的空军第509飞行大队准备了三颗原子弹。 当8月6日对广岛实施了轰炸，杜鲁门向日本发出通牒之后，空军便积极准备着对下两个目标的轰炸。 对日本的第二次原子弹打击被安排在8月9日进行。这天早晨3时49分，两架“B-29型”轰炸机各载一枚“胖子”(“胖子”是以丘吉尔的昵称来指代内爆式原子弹)从美国提尼安空军基地起飞，随同的有两架侦察机。 当飞达小仓上空时，只见这里阴云翻滚，浓烟弥漫，用肉眼根本观察不到目标。恶劣天气挽救了小仓和它的成千上万的市民。 在经过45分钟的无效努力后，“B-29”只得转飞第二个目标———长崎。这里依然是云雾紧裹，难辨目标，于是决定改用雷达导引投弹。但这时天空中突然掀开一片云雾，显出一个清朗的大洞。透过大洞，机组人员可以清楚地看到一条飞机场的跑道……他们没有犹豫，果断地按动开关，两颗带有降落伞的“胖子”发出刺耳的啸声扑将下去；接着便划出一道闪电，形成一个巨大的火球…… 三、罹难记录 事后，日本长崎知事将当天罹难情况写成书面报告递交日本防空总部长官、九州地方总监、西部军管区参谋长。主要内容有三： 一、本日10时50分“B-29”飞机两架，自熊本县天草方向北进，经岛原半岛西部橘湾上空入侵长崎市上空。11时2分投下附有降落伞的新型炸弹两个。 二、上述炸弹断定为攻击广岛类型的小型炸弹，估计虽发生相当多的负伤人员，但较之广岛被害程度极轻，很少发生死亡与倒塌房屋事情。 这里，长崎知事显然有意回避“新型炸弹”所造成的具体伤亡。这同当时日本官方的口径是一致的。因为如果如实描述，势必动摇民心、军心，所以军政上下一律采取“驼鸟政策”，不让国民了解日本国所处的形势其实已到了气若游丝的地步。 三、投下的两颗原子弹中，有一颗没有炸响，而且也未受损伤，现已将其监控起来。 据介绍，当时日军大本营接到长崎知事报告，对“没有炸响”的那颗高度重视，当即派出特种军警予以严密看管。这时候的某些强硬派，以为这是不幸中的万幸：因为获得了原子弹实物标本，依日本人的智慧，完全可以依样画葫芦，造出自己的原子弹。 四、转赠苏联 无奈此时苏联的百万铁甲已涌进中国东北，铃木内阁正与裕仁天皇一道酝酿接受《波茨坦公告》，准备无条件投降；何况东京帝国大学的原子加速器已经遭到美机轰炸的破坏，作为战败国，更不可能制造原子弹；还不如借花献佛，将这颗美式原子弹进献给苏联人———这是当时日军大本营经过紧急会议之后作出的决议。或许他们当时还想到了“借刀杀人”、“坐山观虎斗”、“鹬蚌相争，渔翁得利”这样的古老智慧？ 据说当时日军大本营代表通过在东京的苏联情报人员转告苏联情报总局局长依瓦舒金将军，称：“我们完蛋了，美国使我们屈服了，美国将把日本变成自己的殖民地。我们永远不会有东山再起的希望了。但是如果原子弹为美国和苏联同时掌握，那么，我们深信在不久的将来，日本定能重新站立起来并在世界大国之列占据适当的位置。” 就这样，苏联人不费吹灰之力，便获得了美国耗费了巨大的财力人力物力才研制出的四颗原子中的一颗(第一颗于1945年7月16日在美国本土试爆，后两颗则于8月6日、9日分别爆炸于日本广岛、长崎)。这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啊！ 从那时起，苏联人便在西西伯利亚的叶尼塞河侧畔地下200多米深处构筑起巨大的地下核工业城，由3万多人日夜开动着三个巨大的核反应堆，大踏步地奔上了与美国为敌手的核竞赛舞台。 1949年8月29日4时，苏联成功地试爆了一颗原子弹，其代号为“首次闪电”，当量比此前美国人爆炸的任何一颗都大。 ——摘自《异域觅踪》 忽报人间曾伏虎 泪飞顿作倾盆雨 1964 年10月16 日，我国自行开发研制的原子弹在当日下午三时许成功试爆，冲天的蘑菇云，使全国人民为之振奋，当时的号外有着醒目的标题：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正当全国人民欢欣鼓舞的时候，思念着丈夫的许鹿希才在家中缓缓地舒了口气，放下了悬了已久的心。 邓稼先他们，是一代人完成了别国五代科学家的任务，一口气从原子弹干到中子弹，到氢弹，到电脑模拟的核极限的。中国的国力，尤其经过“文革”，如果再分代的话，根本就没有时间达到现在这样的国防水平了。 邓稼先是知道很快就要“世界性禁核”的。如果中国不能抢在这个时间内完成核极限实验，那么就会“被禁”，而不能成为“大国”。所以，邓稼先一直在抢这时间，他忘了自己生命的时间，忘了其他一切的时间，惟要中国脱离打受欺的时间。 我国是在邓稼先逝世十周年那天爆炸了最后一颗原子弹，然后在次日宣布参加禁核的。 在邓家，我看到了张爱萍在一块素布上题写的“两弹元勋邓稼先”。我想，“元勋”的意思，是说对中国成为当代大国有功，而不仅仅是“军功”。 有一天，许德珩问严济慈：“是谁为中国造出的原子弹？”严哈哈大笑，说：“你去问你的女婿吧”。 在一次爆炸失败后，几个单位在推卸责任。为了找到真正的原因，必须有人到那颗原子弹被摔碎的地方去，找回一些重要的部件。邓稼先说：“谁也别去，我进去吧。你们去了也找不到，白受污染。我做的，我知道。”他一个人走进了那片地区，那片意味着死亡之地。他很快找到了核弹头，用手把他捧着，走了出来。最后证明是降落伞的问题。 就是这一次，伏下了他死于射线之下的死因。 许鹿希说：“说有位年轻的导演，要拍邓稼先，要一幢别墅，两队警卫。我说，邓稼先不是那样的。”她说：“我此生就住在这里了。这才是邓稼先生前住的房子。这两个沙发是杨振宁来看邓稼先的时候坐的。他们两人就这样一人一个，坐在这儿谈话。” 当年为了欢迎杨振宁来，夫妇俩上街挑了一个床单，是单色的“十大建筑”。邓稼先喜欢这一个，就决定买了。 桌子就是邓稼先回来工作的桌子。那封信就是在这写的。 那封信是一封让杨振宁喜极而泣的信。 杨振宁在美国听美国人说：中国人的原子弹是由美国科学家参与做成的。他到了国内，很想问邓，但是没有启口。直到上飞机时，他问了：“有没有美国人？”邓迟疑了一下，说：“你先走吧。”邓回家立即请示周总理。周说：“把实情告诉他。” 邓就是在这张桌子上写了一封信，送信的人就等在桌边，立即拿了上飞机。到了上海赶到给杨振宁的送别宴上，亲手交给他。杨振宁当场打开，一看，立即泪流满面。 “忽报人间曾伏虎，泪飞顿作倾盆雨。”杨立刻到洗手间去了。作为一个宴席的主宾，突然地泪流满面。人们的惊讶可想而知。 我与杨博士亦曾有过对面谈话与一次来信的交往。以杨的应变能力，可达外交家与政治家水平。他风度傲然，气势逼人，令人很难看到内里。 他流泪了。他当年在云南，后来在海外盼望过的强国梦，被他的同学实现了。这是他的祖国。中国人再不必有屈身向外之感了。他的泪水流在中国，中国接受着。 看见邓稼先在去世前，嘴角出血与杨振宁合影的照片，我感到他是一种壮志已酬，得其所哉的欣慰。夫人许鹿希说，那时他已是全身大出血，擦也擦不干，止也止不住了。高强射线导致的不治之症。这是在他手捧核弹头走出放射区时，就心里明白的。 另一张照片，是邓稼先有一次开会在西湖，他拉着同仁在“精忠报国”那四个古意盎然的字前照了一张相片。许鹿希说，邓不爱照相，但这张照片是他自己要照的。 当初随邓稼先一起搞原子弹的科学家，有些中途而退了。因为“没有科研成果，不能家庭团聚，不许亲友通信”。作为知识分子和普通人的生活、乐趣、权益，是必须牺牲掉的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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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处:中国教学资源网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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