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灯下漫笔》——中的逻辑思路

——从兑钞说开来去

能从兑钞这样的小事发现“我们很容易变成奴隶，而且变了之后还万分高兴”，并进而又从历史的高度得出先儒之所谓“一治一乱”的实质不过就是“想做而不得和暂时做稳的两个时代，（当然拉，无论是其中的哪一个，其实质都是没有争取到做人的资格的时代，只是程度不一而已）并以此观照现实，从而又暗示出现在所处的时代，并再进而号召青年扫荡那些食人者，掀掉那厨房，毁坏那宴席（第二部分的主题，是从精致得近乎完美，不但为国人所陶醉，亦使很多西洋人陶醉的“吃人”的中国文化来谈的，而于其中，又是以其核心即宗法等级制度文化,也可以说是“礼”的文化来谈的。）和号召青年来创造历史上未曾有的第三样时代这样的主题？能如此的，我想大约也只有先生能如此吧！

那么先生为什么又能从这样的小事发现这些，推出这些呢？况且日常生活之中有那么多的小事，先生为什麽又偏偏挑选了“兑钞”这样一件小事来谈，而不是其他呢？（这是一个由我的一位同学提出来的极为有价值的问题。）

有人答曰：“因为这是生活之中最为常见，最容易为人忽视，同时又是极为重要的（于此，我想他之见应是说钱钞极为重要，可能其原话为最重要，我当时没太在意那个副词，但这个问题不是特别重要。）事情。

果真如此么？

吾答曰：对，诚然是对的。（但最为常见，倒也未必的。）银钞的确是我们生活之中极为重要，甚至最为重要的东西。（俗话不是常说“没什么千万别没钱的”么？）在人的生活之中须臾也离开不得，柴米油盐酱醋茶，哪样少得了呢？（反正一言以概之，这既被理论所证明，更被实践所证实。在此就不饶舌了。）但仅仅是如此么？而我总觉得“隔”了一层，是没有通透的，至少是没完全通透的。那么究竟又是什么原因使得先生没有选择生活中其他的小事来写呢？依我之陋见，这个问题还得从货币本身及其职能方面等来探讨会更合理一些。（以下就纯粹都是我个人肤浅的见解了，现在说出来，以博方家一笑。）我们知道，货币是充当一切商品等价物的特殊商品，是价值的一般代表，财富的象征。并且又必须在交换和流通中来实现其价值，并表现为价格，而价格又必须以价值为基础来上下波动。并且从货币的定义及其起源发展的历史来看，我们也知道货币从产生的那一天起其本身是有价值的，正是因为其有价值，才能根据等价交换的原则进行交换，但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及其货币本身的发展，到最后人们发现货币的职能可以仅仅是一个符号，并且由于生产力的发展也必须是一个符号，但这符号所代表的东西即职能特别是价值和流通的职能必须由一种强制力来规定，这强制力就是国家的强制力，（当然拉，国家也不的任意规定，马克思就曾经说过任何人都不能对经济规律发号施令，关于这些就不多说了。）这样也就导致了纸币的产生，不可避免的产生，正是由于纸币本身并没任何价值，所代表的货币的职能是国家强制力规定的，这样随着政府的倒台，其效力自然也就随着消失了。并且纸币本身不具备价值，收藏功能也自然就大打折扣了，故此纸币的发行量也就必须与商品的总量保持适当的比例，（当然这里还有流通速度的问题。）否则就会发生问题，要么其升值，要么贬值，特别是在发生政局发生动荡时,那就最容易发生这样的情况,比如在国民党一溃千里,兵败如山倒时,当时的当局即国民政府就为了尽可能多的搜刮财富,就大量地发行纸币.引得物价飞涨，这样蒋介石也就搜刮了足够多的黄金，白银到了台湾。以上简要的对货币的本质及其职能，还有其起源作了些许的论述，其目的是什么呢？其实很简单，就是要来说明为什么先生要选择兑钞这件小事来写作一个铺垫，那么究竟是为什么呢？也很简单，因为由钞票就能很自然的引出人的价格的话题，并又由人的价格划分了两个时代，其实无论是想做而不得还是暂时做稳了的时代，都是没有争取到做人资格的时代，只是程度不一而已，因为在中国人的价格实在是太低了，以至于根本就是毫无价值，可以任意的被人宰杀。那么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什么呢？那就是中国历史上长期存在的暴力，正是因为这种长期存在的暴力，才使得国民极容易变成奴隶，而且变了之后还万分欢喜。那么又为什么这种暴力在中国历史上会长期的存在呢?根子就在于中国文化,尤其是等级制度,也可以称之为礼教的文化,在中国礼是因人而异的,有圣人曰:“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由此可见普通老百姓是没有享受礼是权利的，他们有的只有被奴役的地位。总之，享受礼的权利是按人的等级来划分的，等级越高，享受礼的权利也就越多，自然人的价格也就越高，故此也就形成了一种“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螃蟹”的生物链。那天底下，谁的等级最高呢？自然是皇帝了，故此皇帝可以对天下任何人都无礼，即使有位先儒说了句“君事臣以礼，臣事君以忠。”也还是不得不落下了个被删去的命运，到最后还来了个扩大化，到最后整本书，整个思想都被他们自己彻底否决了，（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应该是自洪武始，即朱元樟。）这还真有点“城门失火，秧及池鱼”的味道了。并且又由于皇帝拥有最高的权利，至高无上的权力。也就可以对任何人凭一己之好恶而任意杀之，故曰：“天下，朕之天下也”又曰：“普天之下，莫非王臣，率土之滨，莫非王土。”正是这可以为所欲为的至高无上的权力使得他们完全凭好恶而恣意妄为，而这又导致了底层人的反抗，但又由于底层人的不觉悟，愚昧，又被某些比较聪明的，狡猾的，对那个位置始终虎视眈眈，窥视已久的人出来收拾了局面，这样暴力也就不可避免的产生了，（当然这其中还有许多其他的原因，但在此不是作此专题。）这真是“皇帝轮流做，明年到咱家”呀，比如那为力拔山兮气盖世的楚霸王看到始皇帝无比的威风时就情不自禁对刘邦说到：“彼可取而代之”。上层人物是如此，那下层人物又将如何呢？陈胜则曰：“王侯将相，宁有种乎”？我们的阿q同志又何尝不是如此呢？故此中国也就不可避免的，无可奈何的陷入了“一治一乱”的循环怪圈之中而不可自拔的了，而正是这历史的“一治一乱”的循环怪圈，（并且又是治少乱多）使得我们的国民变得愚昧，麻木不仁，最终使得这种奴性的心理不断被强化，而达到了可悲可笑又可叹的地步。这真是“兴，百姓苦；亡，百姓更苦”呀！故此先生才号召青年扫荡那些食人者，掀掉那厨房，毁掉那宴席；才号召青年创造那历史上未曾有的第三样时代——即做人的时代，也即民主，自由，平等的时代，而此时的先生正是一个民主主义者。

其实，先生在这里由兑钞到得出两个时代的划分主要是用了一种类比的思维方式，（当然，这其中也还运用了演绎分析的思维方式，这在第二部分对历史事实进行分析的时候，就是一种很典型的分析的方法。）具体说来是这样：先是由货币，财富的象征，引出人的价格，又再由货币的贬值，类比出了人的价格的贬值，从而得出了两个时代的结论，并又把这两个时代类比为先儒之所谓“一治一乱”的两个时代。并又通过对历史事实的分析，挖出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即中国历史上长期存在的暴力，并进而顺藤摸瓜的又挖出了造成暴力的原因，即中国的文化，特别是以其宗法等级制度为核心的“礼”的文化。

综观《灯》的第一部分，总共用了三处类比，第一处就是由兑钞事件引发了一重思想与后面的一个补充即文中的第五自然段。第二处就是在兑钞小事前有的一个心理过程与他亲身经历的那件小事之中的心理过程又再次形成了一个类比。第三处大的类比就在于在分析历史现象时，也是着重从国民奴性的心理的形成过程来着笔的，这样一来就形成了第二部分和第一部分的一个类比，这是全文之中最大的一个类比，当然拉，此处的类比比前面的也就更深了一层，达到了历史的高度，通过这一类比，就既成了历史与现实的对比，即十年前是如此，历史上也是如此，现在仍然是如此，并找到了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挖出了其根子。

以上仅仅是我个人的一些肤浅的，不成熟的看法，或者用一种更现成的，也更幽默的说法那就是“钻牛角尖入了死胡同。”哈哈！我又有什么办法，谁叫我天生就喜欢去“钻牛角尖，入死胡同”的呢！嘻嘻！

注：一，类比推理：根据两个或两类对象在某些属性上相同或相似，而且已知其中的一个或一类对象还有其他属性，从而推出另一个或另一类对象也具有同样的其他属性的结论的推理。

例：荷兰物理学家，数学家惠更斯所建立的光的波动说，就是根据声（A对象）和光（B对象）这两类事物都是有直线传播（a）反射(b)干扰(c)等相同的属性,并且知道声(A对象具有波动状态的属性(d),从而推知光(B对象)也具有波动状态(d)的属性.

类比推理的一般形式是：

A对象具有属性a，b，c，d

B对象具有属性a，b，c

所以，B对象也具有属性d。

注意：类比推理是一种或然性的推理，所谓或然性也就是其结论可能是正确的，也有可能是不正确的，尽管其前提条件是正确的。也就是说他结论的可靠性是有待验证的。鲁迅有许多名篇都采用了这种写法，比如《灯》的姊妹篇《春末闲谈》，还有《现代史》《夏三虫》《二丑艺术》等。(类比推理是形式逻辑的一种,要把他与辨证逻辑区别开来，他们的共同点都是研究人类思维规律的科学，不同点在于辨证逻辑研究的是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即人的思维如何反映客观现实的问题，主要研究思维的内容。而形式逻辑不研究这个，他着重研究思维的形式，而毋论其内容，可以说是“思维的语法”。这是从他们研究的对象来考察的。从考察的方式来看，辨证逻辑着重从事物内部运动的规律，内部的联系方面去考察，是从动的角度来谈的，而形式逻辑恰恰相反。关于此点就讲了这些，因为确非三言两语可以说清楚，甚至是远非。)

二，在前面说了许多关于经济学原理的东西，在这里并不是说鲁迅本人对经济学有多少的了解，比如，关于货币的本质职能等。至少也是难以把其上升到理论的高度，（但这并不影响他能用类比的方式找到货币的贬值与人价格的贬值之间的相同点。马克思就曾经说过他从巴尔扎克，莎士比亚等人的著作之中找到的经济学原理并他从任何一本经济学巨著找到的要多，比如资本的这个概念的提出就是他深受巴尔扎克（也有可能是莎士比亚）的著作之中的一句：“金钱，你是个娼妇，谁有钱，你就投向谁的怀抱。”的启发。（基本意思是这样，原话已不记得了。望谅。）而只是鲁迅在长期的对中国社会，中国历史的观察，思考之中，用他的巨眼发现其共同点，找到了货币由于动乱的贬值与人的贬值（由于暴力）之间的结合之处，他们的神似之处。

结：老实讲，这实在是一篇连我自己也不忍卒读的东西，但为了不招致某些人有意或无意的说我“钻牛角尖入了死胡同”故不得不在多方面作出了较为详细的论述。二来实在水平太过有限。三来发现确有些不怎么好写，一开始动笔时，还不怎么觉得，到最后才发现竟是如此的艰难。

 

                                            04年9月25日牛角尖初稿于牛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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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灯》的另一种分段法及其理由：

即第1—5自然段为第一部分。

第6—11自然段为第二部分。

第12—14自然段为第三部分。

理由：其一：从文意的角度来看，文章的第四自然段说到是突然起了一重思想，不是很自然地得出来的，显得突兀。故此第五自然段也就可以看作是前面的一个补充，说明，以免其太过突兀。为什么这么说呢？那就是第五自然段是采取了一种类比的手法，实质上就是我们所说的类似打比方的说法一样，但这个比方不是一个一般的比方，因为他的逻辑思路，心理过程和前面整个的那个逻辑过程和心理过程也是一致的，在此不述。（已讲。）

其二：是从文章结构来讲的。如果按照此种划分法，那么就很容易看出来，前面就是写了一件十年前的往事，并通过这么一件往事，发现“我们极……高兴”。那第二部分则完全就是回溯了历史，并通过对历史现象的分析，得出了历史的本质，并挖掘出了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并由此呼应了第一部分，那么第六自然段就是这一部分的一个总起，后面并由此从新的角度来分析具体的历史现象，并由此发现了历史的本质。在得出历史的本质之后，又再次回到了现实，发现现在仍然是如此。这样就由十年前的一件往事出发，然后回溯几千年的历史，再然后又由历史回到了现实，发现我们十年前是如此，历史上也是如此，现在仍然还是如此，这样就显得更为深刻，更有理性，从而也就更具说服力。这恰好说明了鲁迅是在经过了长期的对现实和历史的认真观察，理性的思考之后才得出了那些结论，并不是真的就从某个不知名的地方就冒了出来的。

其三，从逻辑结构上来讲，把第五自然段划分到第一部分也更为合理，因为这样分，也就很难找到逻辑上的漏洞，但要若是划分到第四自然段的话，从逻辑上就不那么说得通了，因为从从那一件小事之中发现国民有了那么一重思想，但我们从第一到第四自然段我们很难找到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所在，如果仅仅说就是那政府勒令商民照旧使用的威力还是有效的，这无论如何讲，都显得勉强，如果国家是暴力机构的话，这是国家的本质所决定的，即使是社会主义国家都是如此。因为没有暴力作为支撑，国家就不成为国家了，因为从这其中抽调暴力这个本质性的东西，那么整个国家就架空了，这是稍微有点政治常识甚或就是一般常识的人都会明白这个道理的。既然我们不能肯定造成这种现象的根源就在于暴力，那么要来寻找这一根源，我们就要假设其存在，但是我们知道当一个论题难以从正面或直接证明时，我们往往都是从反面去证明，比如说我们假如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就是暴力的存在，如果我们要证明的话，那么我们就应从其反面即假设暴力的不存在，然后通过具体的推理过程来得出一个与暴力不存在相反的结论，那么这样就从反面正面了暴力的存在，但在文中，我们丝毫都找不到这样的论证过程。因此从逻辑上来讲，也不甚好的，我是不相信鲁迅连半点逻辑也不懂的，况且如果连半点逻辑都不讲的话，更何况要得出这样惊世骇俗的结论，那更需要比较强的逻辑性，我想先生不会不明白这一点吧，要知先生还留学日本，学过医的。

 

                          说“漫”

“漫”既是内容的“漫无边际”；又是“漫漫”心绪，还是一种“漫延开来”的思维方式。

这怎么理解呢？

内容：略（已讲）

思维方式：从一件小事发现“我们……高兴”然后又延伸到了历史，并通过对历史的分析，得出了两个时代的结论，发现历史上也是如此，并又由此回到了现实，指明了现在所处的时代，并号召青年创造历史上未曾有的第三样时代，这难道不是一种由点及面，不段延伸开来的一种思维方式么？

漫漫心绪：先由“我”自己在兑钞事件之中的一种感受，     想到了国民，并对国民的那种不幸的遭遇表达了无限的同情，这正是先生之“哀其不幸”，然而在“哀其不幸”的同时，又对他们的麻木不仁，不懂抗争甚或不抗争，这又是何等的愤怒，这即先生之“怒其不幸”是也；在表达了对国民这种既哀又怒的情感的同时，对统治阶级又进行了无情的批判和驳斥，并一针见血的，无比愤怒的指出了先儒之所谓“一治一乱”的谎言，最后又号召青年创造第三样时代，这又是何等的期盼之情，（如果在第13自然段用反问就没这种作用，自然文章也就到此结束了。）试问，这怎么可能不是一种“心事广茫连浩宇”的漫漫心绪呢？

当然，这内容，思维方式，还有这漫漫之心绪都不是孤立的，比如说没这漫漫之心绪，怎么可能会把那些纷繁的小事，历史之事联系起来思考呢，而这些生活之中的小事与历史之事又何尝没更促使其思绪往更深更远处延伸呢？这一切又何尝不是源于先生那圣人般博大，炽热，忧国忧民的精神呢？其实这也何尝不切合了先生那为“人生而写作，为那苦难的人生而写作”的创作目的呢？

其实，依我看来，这“漫”字又极有可能是一种“反弹琵琶，反话正说”式的反话，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漫字本来就有散漫，随便，既是随便说说，就已经是这样了，那要是如果仔细考究的话，那又将如何呢？那么又是不是真的只是随便说说呢？显然不是，因为所述之事还是民国初年的事，到作者写作此文时，已经是将近十年了，鲁迅为什么在时隔如此之久才来写呢？这一来是25年时的时局实在是糟得很，烂透了，由此勾起了鲁迅的回忆，更重要的还是在于鲁迅经过了长期的，理性的对历史，现实的多方面的思考才得出了如此的结论。由此看来，先生并不真是随随便便就得出了那样的结论，随便说，也不至于语气那么的沉重，而这确又应该归结于他那漫漫之心绪。总之，此文之漫，只是形式上的。文章的结构，文章的逻辑一点都不散漫，不但不散漫，恰恰相反，而是非常的严谨，严密。如此看来，此“漫”算是一种反话，应该说还是说得通的，也是有点道理的。实际上，鲁迅还有许多的篇章的题目都是这样，比如《灯》之姊妹篇《春末闲谈》（表面上看是闲谈，其实并不是。）《圣武》《最有艺术的国度》《导师》《为了忘却的纪念》（真的是要忘却吗？不，恰恰相反！其实写作此文恰恰就是要纪念五烈士，是叫人们不要忘却他们。）等。其实，不仅仅具体文章的题目是如此，就是他很多集子的题目都采用了这种“正话反说”的方式。比如，《华盖集》及续篇就是这样。（华盖，即华盖运也，而华盖运又即好运也，（当然具鲁迅说需是和尚交了，那才是好运的。）而那时鲁迅，倒霉得很。）又比如《三闲集》又何尝不是这样呢？（此集名之由来大约是这样的，没记错的话应该是成仿吾说鲁迅是个闲人，而且是有闲还不止，竟至有三个，故名之《三闲集》。那么鲁迅是不是真的很有闲呢？稍微有点了解鲁迅的人都知道，为了工作，连睡觉的时间都被占用了。）当然这样的例子还有不少的，比如《二心集》《风月谈》《准风月谈》《花边文学》等，在这里就不一一列举了。（关于这点，仅仅是我个人的见解，仅供参考。）

（注：关于这个本来是写有一篇鉴赏文章的，但大约是国庆假期间遗失于别处了，反正是再也找不到了，故此只得作罢。）

写作特色： 1类比的写法。

          2直写事实，以小见大。

          3批情入理，情理交融。

          4 语言特色：（反语、反讽，调侃，设问等多中手法的运用。）用词准确，形象，极富表现力。比如一“溜”字就是如此，既准确，又形象，极富表现力。又如一“神往”就把复古家，文学家，国学家，还有老百姓那种对现实感到失望的神情，心理表现出来了，同时又暗示了现在时代的混乱程度。总之，这样的例子在文中比比皆是，俯首即拾。我想经典就是这样的吧，总是让你每读一遍都有新的味道，可以令人回味无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