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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论文训练范文：多角度评论新闻13

类型：作文教学加入时间：2006年9月5日6:59

新闻男子向富豪求助获捐数万元
   据《华商晨报》报道，吉林省贫困农民刘福成为给女儿看病，向施正荣、黄光裕等国内6名富豪写信求助，请求他们伸出援助之手，救救自己的孩子。
   收到求助信后，施正荣和黄光裕分别捐给刘福成两万元和5000元。媒体报道此事后，刘福成1月26日一天内收到了来自上海、无锡等地的4万元捐款

   辨析期待建立先进的慈善文化
   这件事的问题在于：直接写信向富豪求助的做法，是否会产生某些负面社会影响？献爱心、捐助等等，作为当事人双方，都存在着特定的心理机制、行为机制和相互关系。说重一点，捐助其实也是一种文化，即“慈善文化”。
   从求助方看，起码有两种不同的行为方式：一种是仅将自己的遭遇通过媒体、慈善机构或别的方式告之天下，然后静待人们主动、自愿的捐助；另一种是像刘福成这样直接有目标地求助。说得难听一些，直接求助和“索要”没有本质区别。
   从捐助方看，同样也会处在两种不同的心理环境之中：一种是即使刘福成或别的弱者没登门求助，富豪们在得到有关信息后主动慷慨解囊。如此，富豪们应该是愉快、自豪的，众人对其道德评价一定是充分的。另一种是富豪们最终钱是捐了，但心情未必愉快，因为主动捐资和被索要，将富豪们摆在了两种截然不同的角色之中。如果富豪们钱还没出手，刘福成向哪些富豪写信的消息已公布于天下，这多少有些“木已成舟”或逼其“就范”的意思。
   我们目前的慈善管理能力和慈善运行机制确实存在很多不完善的地方，否则刘福成不必采取这种求助方式。在国人意识深处，一直存在着某些并不先进的与慈善有关的文化心理，例如，富人在慈善方面一旦表现不积极，往往被看成是小气、吝啬乃至大逆不道，至于如何充分尊重包括富豪在内的所有人道德选择、行为选择的自由，却少有人去认真思考、研究。这种不尊重个人选择自由乃至强加于人的习惯，在很多企事业单位也多有表现，例如，以行政命令方式摊派捐献，甚至在员工工资中直接扣除。
   如何才能建立一种先进的慈善文化？这也许是一个复杂的大课题，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地认为：无条件尊重所有人道德选择自由和行为自由，是先进的慈善文化应有的核心理念之一。所谓“无条件”，亦即说无论富人有多富，无论穷人有多穷，无论亟待救命的求助者有多紧急，都不能成为干涉、强迫捐助人自由的理由。
   摘编自《沈阳今报》1月25日文/刘以宾

   求是 “索善”是对慈善资源的盲目开发
   “老百姓也不富裕，我不想给他们带来更多的负担”———从刘福成这句话中可以看到，写信向富豪公开求助，绝非出于一种狡黠的舆论绑架，而是一种善意的无奈。他考虑到“老百姓也不富裕”，这种道德负担对他们可能是很大的压力，于是想到了中国富豪，也许他想，对于那些有钱人来说，救助一个人可能算不上多大的负担，他想选择一种让社会负担最小的慈善来挽救自己女儿的性命———真的不忍心指责这份善良的无奈，但职业理性告诉我：虽然不幸境遇令人同情，但选择向富豪公开求救的方式非常不妥。
   虽然这种公开求助绝非出于道德绑架，但事实上已把那些富豪推上一个非常尴尬的境地。在求助信的公开召唤下，在舆论“火辣辣”的目光下，富豪回应还是不回应？捐还是不捐？不捐的话，富豪自然逃不脱“为富不仁”和“见死不救”的指责。如果这次求助得到了回应，必然会形成一种求援的路径依赖，以后谁有困难，都会想到向富豪求助，中国有多少人需要帮助？富豪的家底够不够捐？这封公开求助信只能加剧穷人和富人的矛盾。
   更重要的是，在写信向富豪公开求助中，以施善者为主体的“行善”已演变成一种以求助者为主体的“索善”，让可能的施善者陷入被动，慈善已经变了味儿———爱心本是主动奉献的，爱心能力也是有限的，如果被强制性地过度开发，爱心资源就会枯竭———与对社会爱心的过度开发相对，写信向富豪公开求捐，这是一种对慈善资源的盲目开发。
   现代公益理论早已表明，对于富豪身上蕴含的慈善资源，只能以志愿捐助信托基金为中介进行开发，一个富人再有钱，另一个人再穷，穷人也缺乏向富人直接要求财富的道德资格，中间必须有一个合法的慈善中介———富人向中介捐钱，穷人向中介求助。
   体贴“老百姓也不富裕”，不愿意给社会爱心带来负担，如此良苦用心使刘福成避开了对社会爱心的过度开发，但他以为富豪钱多就不会有什么负担，就可以公开求捐了，则又走进了“盲目开发”的误区———到底是什么的缺位，让老百姓陷于对民间慈善资源“过度开发”和“盲目开发”的僵局中？
   摘编自《大河报》1月24日文/曹林

   追问刘福成究竟该给谁写信求助
   笔者觉得除了道听途说的6位富豪，刘福成还应该向以下一些部门和机构写求助信，它们才是刘福成最该求救的对象。
   刘福成首先要向当地民政部门写信。《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开篇即道：保护未成年人，是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企业事业组织、城乡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未成年人的监护人和其他成年公民的共同责任。刘福成还不满一岁的女儿患先天性心脏病，民政部门有义务站出来履行自己的职责，动用相应资金，提供救济。
   刘福成还可以给各类城乡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写信———给妇联写信，因为刘福成的妻子作为一个母亲，无力帮助自己的孩子摆脱困境，需要“娘家人”的支持；给村支部和村委会写信，村支部和村委会对刘福成的状况知根知底，完全应主动伸出援手。
   刘福成甚至该给大大小小的慈善机构写信———中国红十字会、中华慈善总会……中国已出现数以百计的民间慈善机构，可惜它们深入农村的救助触觉还不够。
   即使刘福成对以上机构与组织一无所知，这些机构与组织也不必坐等刘福成的求救信，它们都或多或少地承担救济弱者的法定职责，都是具备救助性质的专业团体。现代社会信息发达，民政部门、妇联、村委会等基层自治组织，以及各类慈善机构联合起来，互通有无，共济弱者，才能维系起比较完善的社会救助机制。
   但现实里，刘福成给富豪写信被媒体报道，公众从此得知此事。这暴露出社会救助机制的缺陷———求助农民仅寄希望于富豪，而不是社会救济体制和那些庞大的专业救济机构。
   摘编自《江西日报》1月25日文/毕舸

出处:中国教学资源网

作者: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