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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三语文课外阅读材料1

类型：高三教案加入时间：2006年9月3日19:25

干干净净傅雷

很难想像公元1966年9月2日深夜，是怎样一个古怪的夜晚！也许那夜就打翻一瓶墨水，整个一张稿纸没有一点洁白的地方；也许那夜狂风大作，雷霆万钧，偌大的上海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也许那夜花好月圆，竹影摇窗，与从前的夜未来的夜别无二致。然而就在此晚，午夜已过．，凌晨刚至，中国最伟大的翻译家傅雷与夫人朱梅馥携手同肩，双双自缢身亡。
    傅雷夫妇走得干干净净，义无反顾，几乎不留任何痕迹，就像风吹绉一池春水，遂又了无纤痕。傅雷的一生长身玉立，气宇轩昂，就像一棵笔挺的秀竹，宁折不弯。他的夫人雍容静肃，端庄厚憨，柔情似水，就像一根缠绕秀竹的春藤，温存有余。二者珠联璧合，相得益彰，自然放射出人生最瑰丽的光芒。一对恩爱夫妻，如胶似漆，举案齐眉；但真正能够做到携手共赴正义，蹈死不顾，恐怕自古至今也屈指可数。贝多芬有句名言：“为了真理，给个国王都不换!”傅雷做到了，这是一个中国知识分子崇高人格的大写意。
傅雷走得干干净净，从从容容。傅雷和夫人临走前的9月2日夜，曾给他们的亲人留下封仅有千余字的最后家书。这封遗书是写给傅雷的小舅子朱人秀的。遗书写得笔墨清晰，条分缕析，坦坦荡荡，磊磊落落，至今读来都令人潸然泪下，振聋发聩。从遗书里看到，傅雷的反党罪证无非是一面小镜子后有蒋介石的头像，画报上登有宋美龄的照片；而这两件东西又都是傅雷的小姨子寄存他家的，并非傅雷本人之物。正像傅雷所言：“我们纵有千万罪行，却从来不曾有过变天思想。”然而作为一介书生，即使竭尽全力呐喊也是微茫的。理智的傅雷清醒地觉察到树欲静而风不止，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他没有向任何人申辩，只在遗书中发出一个知识分子痛切的自白：“我们也知道搜出的罪证虽然有口难辩，在英明的共产党和伟大的毛主席领导之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决不至因之而判重刑。只是含冤不白，无法洗刷的日子比坐牢还要难过。何况光是教育出一个叛徒傅聪来，在人民面前已经死有余辜了!更何况像我们这种来自旧社会的渣滓早应该自动退出历史舞台了!”
“士可杀而不可辱”，这是一个多么干净、彻底、从不苟且的傅雷。
    傅雷走得干干净净，清清白白。临走时，他没有忘记托付朱人秀上缴当月55.29元的房租，没有忘记给保姆周菊娣留下一块女表，一个旧挂表，一张600元的存单作为她过渡时期的生活费，并说：“她是劳动人民，一生孤苦，我们不愿她无故受累。”如果说傅雷临走前有什么遗憾的话，恐怕这就是惟一的遗憾，带着深深同情的遗憾。要送人或该还人的东西，傅雷都如数家珍，一一道来，共13条。最后剩下的53.30元又托付给朱人秀作为他们的火葬费。至于图书字画听候公家决定。一切均有安排，决不乱套，就像夫妻两个要出门远行，或到国外看儿子，没有一丝毫的慌乱和疏忽。一切处理得井井有条，不动声色，赤条条地来赤条条地去。
    傅雷一生脾气暴躁，因而大大小小的折磨在所难免；可是每次都能逢凶化吉，遇难呈祥，这多亏他有一个贤惠善良的妻子。朱梅馥在家书里对傅聪说：“我虽不智，天性懦弱，可是靠了我的耐性，对他无形中或大或小多少有些帮助，这是我觉得可以骄傲的，可以安慰的。我们现在真是终身伴侣，缺一不可的。”正因为“缺一不可”，如今大祸临头、在劫难逃的傅雷，不免要带上爱妻到天国走一遭了；而忠贞不渝的梅馥如影随形，甘愿相濡以沫，爱河饮尽九泉下。这是中国文坛一则多么凄艳寒凉的千古佳话!
    文如其人，惟其有干干净净不朽的人品，才有干干净净不朽的文章。傅雷凡事一丝不苟，尤其珍惜自己的笔墨。  当年翻译法国文豪的名著《高老头》《约翰•克利斯朵夫》时，宁愿精益求精，一译再译，把自己的文稿修改得体无完肤，可是一经定稿，就不许编者妄自改动一字一句了。傅雷把这种严谨的为文之风又用在教子上。他规定孩子应该怎样说话，怎样行动，做什么吃什么，不能有所逾越。比方每天同桌进餐，他就注重孩子坐得是否端正，手肘靠在桌边的姿势，是否妨碍了同席的人，饭菜咀嚼是否发生丧失礼貌的响声。对孩子做到了无微不至，仁至义尽，把孩子打造得璞玉浑金，天然所成。按他的话讲“园丁以血泪灌溉出来的花朵迟早得送到人间去让别人享受”。他不仅把巴尔扎克的系列小说翻译给中国读者享受，还把一个饮誉海外的音乐家的儿子傅聪献给了全世界人民。
傅雷干净了一生，与人无求，与世无争。9月3日凌晨，他和夫人化做两粒晶莹剔透的露珠，在天亮前降临大地，其璀璨的锋芒一直照彻敬重他佩服他的每一个文人。

思想者的第三种造型
一位摆弄经济学的倔老头儿，风吹别调，发出了和百家——其实也就是一家——不同的声音，举国展开围剿。这老头儿不是别人，正是鼎鼎大名的马寅初。鼎鼎大名管什么用，名声徒然为批判制造轰动。战友噤声，爱莫能助；同事侧目，视若寇仇；学子声讨，不共戴天。为了什么?为了一篇《新人口论》。有好心人劝马寅初偃旗息鼓，暂时收篷转舵。这也不失为明智，不是说“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嘛。马老头儿断然拒绝。他认死理：这不是政治，而是学术。学术贵乎争论，真理越辩越明；岂能一遇袭击，就退避三舍，明哲保身!批判愈是升级，马寅初愈发斗志昂扬；马寅初愈显轩昂，批判愈加大张旗鼓。
    一位举足轻重的老朋友出来圆场。这位老朋友，向以严于克己出名，其高风亮节，有口皆碑。老朋友亲自找马寅初谈话，内容不外乎要他转弯子。转弯子是一门学问，人类的许多大动作都得力于斯。它有时是退守，有时是迂回，有时是改向。此时此地，恐怕首先表现为台阶。批判者需要台阶，借以显示路线、立场的胜利。被批判者也需要台阶，聊做“留得青山在，不愁没柴烧”的自慰。老朋友开门见山，他说：“马老啊，你比我年长16岁，你的道德学问，我是一向尊为师长的。1938年你我在重庆相识，成了忘年之交，整整有二十年了啊。人生能有几个二十年呢?这次你就应我一个请求，对你的《新人口论》写一份深刻的检讨，不妨从你的家庭出身、西方教育等方面入手，检讨了，你好，我好，大家都好，也算过了这一关。如何啊?”设身处地，老朋友堪谓推心置腹，循循善诱。谁知马寅初不买账，他决不转弯。换言之：决不检讨。
    马寅初的拒绝，令我们想起亚里士多德的名言：“我敬爱柏拉图，但我更爱真理。”也就是我们中国人通译的“吾爱吾师，吾尤爱真理”。不过，马寅初终究是侠义中人，他深恐自己的不妥协招致误解，开罪贤达。考虑再三，决定给老朋友一个公开交代。数天后，他为《新建设》杂志撰文，便特意加上一段：《对爱护我者说几句话并表示衷心的感谢》：最后我还要对另一位好朋友表示感忱，并道歉意。我在重庆受难的时候，他千方百计来营救；我1949年自香港北上参政，也是应他的电召而来。这些都使我感激不尽，如今还牢记在心。但是这次遇到了学术问题，我没有接受他的真心诚意的劝告，心中万分不愉快，因为我对我的理论有相当的把握，不能不坚持，学术的尊严不能不维护，只得拒绝检讨。希望我这位朋友仍然虚怀若谷，不要把我的拒绝检讨视同抗命则幸甚。
读者不难猜测，这位老朋友就是周恩来。在这件公案上，周恩来表现出殚精竭虑，而又左支右绌，让人不胜唏嘘。而马寅初，则让人五内鼎沸，肃然起敬。
此事发生在20世纪50年代。那是个阳光明媚而又瘴烟四伏的年代，不仅年轻的读者难以理解，就是许多过来人，也难以准确描述。
说阳光明媚，这是举国上下的通感。那年头的人们集体可爱，他们正经历着革命化的洗礼。人人争相脱胎换骨，个个锻炼火眼金睛。要的就是这种红彤彤的世界，要的就是这种亮晶晶的人生。这里飞扬的是开天辟地的豪情。上下五千年，纵横九百六十万千方公里，任你雕，任你塑，任你长驱直入自由驰骋。
说瘴烟四伏，这是事后拾来的清醒。那个年头的人们又集体可悲，他们的理想、激情、才智，很快就沦为一场大规模政治实验的祭品。培根天真，讲知识就是力量；阿基米德才华敌国，禁不住罗马士兵的一剑；布鲁诺慧眼识得宇宙无限，也难逃宗教裁判所的火堆。
    马寅初，正是这种多元命运的缩影。
    马寅初之可爱，用得上当年的一句时髦词语：全身心拥抱时代。比方说，他早年留学美国，粗通英文、德文，精通法文，算得上是学贯中西。然而，为了研究苏联的社会主义经济，在69岁那年，他又“老夫聊发少年狂”，一头钻进俄文，并且只花了三年工夫一一注意，这里纯粹是指业余时间——就能够自如地出入俄文书报。这成绩，即使搁在风华正茂的学子身上，也决非寻常。再比方说，他皓首穷经，老而弥坚；人在校园，心系苍生；思考的是理论，关注的是实际；着眼的是中国，辐射的是世界；检索的是历史，透视的是未来。
    马寅初之可悲，恰恰在于他的目光超前。
    这里，我想到思想者的三种命运。一种思想是与潮流同步，因而最功利，也最稳当，尽管瞻之在前，忽焉在后，转瞬就有可能化做明日黄花。一种思想是超前半步，属于不乏新鲜，也不乏风险，然而，当卫道士们正要抡起大棒申斥时，已被社会前进的脚步裁判为真理。一种思想是领先百家，超越时代，注定要被视为异端邪说，大逆不道，常常要等上几十年，甚至几百年，才为后来者逐渐认识、接纳。正是这种遭遇，使一批又一批的竖子成名，而使一批又一批的布鲁诺、曹雪芹愤世嫉俗，慷慨悲歌。
    马寅初与他的人口理论，演绎的正是思想者的第三种命运。
    自从献身经济学，人口问题，一直是马寅初关注的焦点。数十年来，他有过多种著述。但是，1955年一届人大二次会议，却是他建国后首次就人口问题表态。在他看来，这已是一个瓜熟蒂落的结论，只待伸手摘取。没有想到，爆发的不是掌声，而是斥责，收获的不是龙种，而是跳蚤。“社会主义国家哪来的人口问题?”奇怪，社会主义国家就没有人口问题，这论断是谁下的?
    马寅初生于1882年，死于1982年，活了10l岁，根据毕达歌拉斯著名的黄金分割律，他一生的关键期，应该是在1944年，也就是62岁前后。事实正是如此：马寅初1939年以前是南京国民党政府的一个中上层官僚，“不与共产党一起，还作过文章批评马克思”；但从那一年起，君子豹变，他毅然改弦更辙，追随马克思，追随共产党。为此，触怒了国民党当局，先是被投入集中营，后又改成软禁，整整失去5年自由。正因为有此一“劫”，马寅初才由一位党国经济要员，变成蜚声天下的民主斗士。他正因为有此“正果”，建国后，70高龄的他才有资格出任北大校长。然而，马寅初进入世纪人物的更高一个档次，却是从他1955年关于人口问题的发言开始。你瞧，就在那次人大会上，面对公众的质疑，他居然扬言：“大家可以不同意我的意见，我也可以暂时收回发言稿件。但我认为，我的意见和主张是正确的，并不因为大家反对，就改变自己的观点和主张。我将对这一问题继续进行调查研究，对自己的发言进行补充完善，下次人大会上，还将提出。”
真理没有外衣。马寅初照他的既定方案，又经过一年多的广泛调查、深入研究，于1957年3月，把人口问题直接搬到了中南海的最高国务会议。“人口多就是我们的致命伤。”他说，“我们的社会主义经济是计划经济，如果不把人口列入计划之内，不能控制人口，不能实行计划生育，那就不成其为计划经济!”
据说，毛泽东主席当场讲了话。
毛泽东说：人口是不是可以搞成有计划的生产，完全可以进行研究和试验。马寅初今天讲得很好!从前他的意见，百花齐放没有放出来，准备放就是人家反对，就是不要他讲，今天算是畅所欲言了。
毛泽东的表态，无疑是对马寅初的支持。马寅初心花怒放，4月底，他决定在北大做公开演讲——这是他建国后首次作学术报告——竟然按捺不住满腔激动，不顾自己一校之长的尊严，亲自到校园张贴海报。而后，他又以那次演讲稿为基础，吸纳各方面的意见，经过一个多月的精心修改，最终形成长篇学术论文。为了区别马尔萨斯以及其他既有人口论学者，也为了彻底告别自己的过去，他把文章命名为《新人口论》。
    一篇雄文，一声铁定要在20世纪的史册上留下绝唱的浩叹，就这样诞生了。1957年6月，作为一项提案，也作为对自己1955年那番讲话的回应，马寅初把《新人口论》提交给一届人大四次会议。  同年7月5日，全文在《人民日报》正式发表。
    《新人口论》堪谓生不逢辰。1957年早春，共产党发动全民帮助整风，这本来是一片春风骀荡、天高日晶的升平气象，马寅初加快关于人口问题的研究，正是深受这种大气候的鼓舞。然而，鉴于国际、国内某些意想不到的政治寒流，5月1-5日，毛泽东写下《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供高层传阅，指出右派分子正在借整风之机向党猖狂进攻；6月8日，《人民日报》推出社论《这是为什么?》标志着反右斗争的开始。《新人口论》早不降生，晚不出世，偏偏在这个时候发表，而且用的又是那种指陈失误、危言耸听的口吻，这就不能不使用“阶级斗争学说”武装起来的革命群众，心头顿生疑窦。
    起初，批判仅仅局限在民间，停留在群众自发的层次。马寅初表现出不屑一顾。毛主席支持《新人口论》，谁还敢拿我怎样?!然而，不幸的然而，到了1958年春天，毛泽东撰写了《介绍一个合作社》，发表在随后创刊的《红旗》杂志；文中，毛泽东以他惯用的诗性词语，强调：“……除了党的领导之外，六亿人口是一个决定的因素。人多议论多，热气高，干劲大。”——敏感的人们意识到，这番话一定是有所指。马寅初和他的《新人口论》，恐怕凶多吉少。
预感很快得到证实。5月4日，北京大学举办六十周年校庆，陈伯达出席并做纪念讲话。冲着坐在主席台上的马寅初，厉声说：“马寅初要对他的《新人口论》做出检讨!”
    陈伯达此举过于突然。一位当日在场的老先生，曾向我描述：“陈伯达的闽南话不好懂，师生们多数都没有听清，有人还以为他是在表扬马校长。马校长本人，确信是听清了，只见他微微仰起脸，望着陈伯达的头顶，一言不发，视若无物。”
    马寅初和他的《新人口论》，就此被推上了审判席。1959年严冬，在北大临湖轩，雪压冰封，朔风尖啸。一场批判马寅初反动人口论的校级会议，正呈现出与大自然同步的严酷。中途，专程赶来压阵的康生，也许觉得火力还不够猛烈，但见他一拍桌子，打断批判者的发言，恶狠狠地插话：
“马寅初曾经说过，有人说他是马尔萨斯主义者，但他不能同意。他说马尔萨斯是马家，马克思也是马家，而他是马克思的马家。马寅初的《新人口论》，到底是姓马克思的马，还是马尔萨斯的马?我看这个问题，现在是该澄清的时候了：我认为马寅初的《新人口论》，毫无疑问是属于马尔萨斯的马家!”
康生以为他这一压，足可置马寅初于死地。谁知马寅初不吃这一套，前面话音刚落，他后面就当场顶撞：
我马寅初是马克思的“马”家!
斩钉截铁。数一数，总共十一个字。然而，这就够了。这才是“一句顶一万句”!有多少大师级、准大师级人物的一生，就是从胸腔里进发不出这样的一句，连模仿也模仿不来。惟独马寅初做到了。不假思索，长啸而出，九鼎大吕，震烁古今。
再说那段铮铮誓言，面对“右派分子”的政治高帽随时会扣落下来的生存险境，和挚爱亲朋力劝姑且检讨、蒙混过关的苦口婆心，马寅初选择《新建设》刊登《重申我的请求》，以“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决心，公开宣布：
我接受《光明日报》开辟一个战场的挑战书。这个挑战是很合理的，我当敬谨拜受。我虽年近80，明知寡不敌众，自当单身匹马，出来应战，直至战死为止，决不向专以力压服、不以真理说服的那种批判者们投降。
这段话稍微长一点，分析下来，也不过三句。“明知……自当……直至……决不……”能够说出这番话的大贤大哲，20世纪下半叶的中国，惟有马寅初一人。套用传统的名言，就是“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宁呜而死，不默而生!”自从那日有幸拜读，我常常一低头，一转念，脑海里就会闪过陈寅恪为王国维撰写的碑文：“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日久，共三光而永光。”或是李商隐颂韩愈的《韩碑》诗：“公之斯文若元气，先时已入人肝脾。”“愿书万本颂万过，口角流沫右手胝。”李敖尝说“人生八十才开始”，证之于他本人，尚是未知数，证之于马寅初，却是惊人的准确。马老不老，守正白眼朝天，立世青眼向文。他总是能让人马首是瞻，瞻到血沸，沸到流泪。历史不堪垃圾的重负，后人为轻装前进就不得不学会健忘。然而，我相信，无论无常的岁月经历多少轮回，马寅初高昂的头颅和勃发的英气，将永远激荡青史，烛照天地!
季羡林先生曾告诉笔者，建国以来的知识分子，他最佩服的，有两个。一个是马寅初，一个是梁漱溟。
这两人都是古色古香的大丈夫：一样的刚正不阿，一样的敢作敢当。我这里用了“古色古香”一词，首先是指他俩的理想、情操、气节；其次是强调，他俩都出奇的长寿。众所周知，梁漱溟活了96岁，马寅初活到10l岁。
    粱漱溟少时体弱多病，壮年又历经坎坷，据一则资料，他的长寿，完全得力于平和淡泊的精神和少吃多动的健身之道。关于饮食营养，本文撇开不谈，单说他精神上的那个“静”，和形体上的那个“动”。例子之一：“文革”中，梁漱溟的藏书、手稿、字画被焚，人又被拉去游街，批斗。这不啻是剜心摘肝，侮宗辱祖。稍微想不开的，就会走上绝路。梁激溟不，当造反派厌倦了他这只“死老虎’’，把他关进一间小屋，停止纠缠，他呢，既不呼天抢地，也不长吁短叹，而是优哉游哉、自得其乐地写起学术论文。先撰《儒佛异同论》，继撰《东方学术概观》，其超然物上的胸襟和目无凡夫的气度，令世人叹为观止。例子之二：梁漱溟以太极拳健身，数十年如一日，从不间断。即使在那些被批斗的日子里，一旦获得短暂的喘息，哪怕是当着数十人、数百人的怒目，他也会立即拉开架势，专心致志地．调精运脉、摄气炼神。
    马寅初呢?
马寅初少时也是体弱多病，在留学西洋的过程中，他学了两手健身的绝招。其—是洗冷水澡。不，应该是热冷水澡。先热后冷，热冷交替，热时大汗淋漓，促进血脉流通，新陈代谢：冷时血管收缩，借以训练弹性，延缓老化。这是早年留学美国耶鲁大学，向一位校医学来的。其二是爬山。留学哥伦比亚大学，他爬纽约市中央公园的小山；落户杭州，他爬玉皇山、宝俶山、棋盘山；迁居重庆尹他爬歌乐山；定居北京，则爬万寿山、香山。年近八旬，依然能健步如飞地登上香山主峰“鬼见愁”。《新体育》杂志就曾刊登过他征服“鬼见愁”的照片，令天下老人大开眼界，大长志气。说句文人的酸话，人生之道，不外如爬山，每一步都在和自然界交换能量，每一步又都在积聚能量。人生之道，又不外如洗热冷水澡，热胀冷缩，吐故纳新，抱阴守阳，协调平衡。
    马寅初的长寿之秘，还要加上一条：胸怀坦荡。五六十年代，曾经有两句很有名的诗：“真理在胸笔在手，无私无畏即自由。”说得多好!但真正能身体力行的，环顾天下，又有几人?马寅初，无疑是十分难得的异数。因为真理在胸所以他才能吟出“大江东流去，永远不回头!往事如烟云，奋力写新书”!  因为无私无畏，所以他才能放言“不怕冷水浇，不怕油锅炸，不怕撤职，不怕坐牢，更不怕——一死”!马寅初做到这一步，死亡也就拿他无可奈何。
马寅初在望八之年遭受重厄，不得不离开北大校长的位置和喧闹的政坛，躲进自己在京城东总布胡同的小院。“大江静犹浪，扁舟独且征。”阻纷扰于红尘之外，而不阻浩气于千秋之外。结局，竟以百岁高龄，重新出山，赢得世人的大声惊叹，大把热泪。这是他的对手做梦也没想到的，也是他的家人、友人难以置信的。惟一掌握底牌的，只有上帝。马寅初，是上帝赠予20世纪中华民族的一份厚礼。他的价值，一半在于他发掘的人口理论，一半在于他渊浮岳峙、独立苍茫的健康人格。

英雄的完成：踏上回家的路
王开龄
一个稳定的政治制度，必须具有这种把政治家还原为常人的能力。
    ——林达《总统是靠不住的》
    对投身人类正义事业的那些领袖们来说，“胜利以后怎么办”是一个远比“娜拉出走”更棘手更严峻的政治性课题。尤其在20世纪，发生了那么多闪烁诡谲的政治运动和制度裂变——那么多“神奇’’与“腐朽”相互渗透相互转换的情况下，该课题更蕴含发人深省的警鉴意义。
    20世纪行将落幕之际，在这份难度最大的政治答卷上，竟有一位非洲老人创造了一个几乎“得满分”的奇迹。
    1999年，曼德拉向全世界宣布，自己将向总统一职永远告别，不再参加下一届竞选。要知道，这顶珍贵的领袖桂冠是历经27年铁窗生涯后才由民意赋予的，只要他轻微点一下头——或者不点头，只要不反对即可——就能丝毫不受訾议地继续留在这个位置上。但他说：我老了，该回家了。
    这句像黑皮肤一样平静而朴实的话，一经说出，立即将南非带入了巨大的心灵寂静之中。  它感动了非洲，也震颤着整个地球。在这个为权力褫夺而肉末横飞的20世纪，若非亲眼目睹，谁会相信胜利者主动弃职的事呢?太不可思议了，打江山者坐江山，夺天下者主天下，谁斗争谁当权——就像“谁投资谁收益”一样，早就成了天经地义的国际惯例。
    和一些双目枯陷、风烛残年的“孤家寡人”相比，曼德拉简直就像一个刚刚越野归来的长跑健将，看上去发如烈火、肌肉虬实，仿佛一尊雄狮雕像。但他坚持让人们相信：我老了……
    6月，在南非行政首都比勒陀利亚，举行了“欢迎姆贝基、送别曼德拉”的“人民音乐会”，在这个具有经典精神意义的仪式上，成千上万的南非国民手举烛光，热泪盈眶，自发唱起了雄壮的《曼德拉之歌》……通过电视直播，这幅“心灵海洋”的感人场面传遍了全世界，人们无不为之动容，并陷入沉思。
    不仅在黑人大陆，乃至全地球，曼德拉都是深受爱戴的英雄，他的贡献和精神是世界性的。人们对他的感情与信赖超越了地域、民族、肤色、宗教的界限，视其为“人”的榜样、人类的勇士。
    曼德拉出生于南非一个天然的酋长家庭，假如说这种贵族身份曾带给他什么优惠的话，那就是提供了他读书和获得理性知识的机会。然而，为了“永不统治和压迫别人”，他主动放弃酋长继承权，投身于黑人解放运动而矢志不移。在阴暗潮湿的罗本岛监狱，他说：“在那些漫长而孤独的岁月中，我对自己人民获得自由的渴望，变成一种对所有人——白人和黑人都获得自由的渴望。”为了换来不流血的和平民主，他顶住黑人解放阵线内部的强大压力，坚持与政敌进行马拉松式的多党谈判，团结一切力量，以化解种族怨结；他非但不支持“把白人赶进大海”，反而呼吁黑人“将武器扔到海里去”!他不计前嫌，与德克勒克为首的白人势力共同推动南非和平进程……奇迹终于出现，一场内战得以避免，罪恶的种族隔离制度被彻底清除，南非首次实现了多种族平等大选。南非曾是世界上种族冲突最激烈的地区，但在曼德拉的坚决倡导下，新南非并没有沿袭“纽伦堡”式的国际审判方式处理历史宿怨问题，而是成立了“真相与和解委员会”……
可以说，没有曼德拉这位对和平锲而不舍的斗士，没有这种海纳百川、高瞻远瞩的博大胸怀与“精卫”信念，今日南非会不会仍像卢旺达、刚果、莫桑比克、巴布亚新几内亚那样沉浸在哀鸿遍野、骷髅曝日的硝烟血腥之中则很难说。没有曼德拉这位甘地式的圣雄——就没有新南非——至少不会这么快就诞生新南非!这是毫无疑问的。
    然而，就在新总统任期刚满一届之际，“国父”却执意一定要将这个正蓬勃向上的“和平、稳定、统一”的新生儿托付给年轻一代了。对此举动，媒体赞叹道：“如果说不屈的精神和博大胸怀是曼德拉魅力之源的话，那么退伍的勇气则给这种不朽的魅力增添了迷人的光环。”以其威望和荣誉，曼德拉如果想继续连任，南非人民定会举双手赞成，然而，“国父”的态度比任何时候都显得更坚决……
    正是这罕见的“然而”，使得曼德拉与那些自诩“救世主”、“万万岁”的政治“巨无霸”们赫然决裂开来。使世人终于见证了一个人对待权力的清洁态度和磊落境界，他的诚实与慷慨，他坦荡无私的“公仆”情怀……
当一个政治领袖正处于权力和荣誉巅峰的时候，他本人却敏锐地意识到：让权力过于集中或长久地滞留在某个人手中，无论如何都是危险的、不道德的，都是对国家利益的伤害，对人民力量的蔑视和不尊重。这基于一种品格，但更源自一种坚实成熟的政治理念。
为了向继任者表达自己的敬意和支持，在庆祝晚会上，曼德拉偕夫人特意比姆贝基夫妇提前5分钟到场(按南非礼仪，总统应最后入场)，他微笑着说，自己现在只是一名普通百姓，理应如此。从“酋长”到战士，从战士到囚徒，从囚徒到总统，再从总统到平民，历经这一环环惊险卓绝的递进与还原，曼德拉终于完成了历史赋予他的神圣使命，完成了对这个国家应尽的义务……他表示，他渴望回到自己的家乡，过一种宁静的田园生活，在那里，一直到死……
比起5年前的就职仪式，我想，曼德拉的卸任场面更能深刻而明亮地镌刻在世人心中。有时候，一个人离去的背影甚至比其迎面走来的时刻更显辉煌，更令人震撼和激动。
    曼德拉永远不会走向自己的“反面”了，永远不会被胜利后的“金羊毛”所俘虏了，也永远避免了被权力所打败的厄运……因为，他退休了。他正式向自己的权力舞台告别了。这的确是一个罕见的“善始善终”的典型，它给世界各国的政治家上了生动的一课，更令那些嗜权如命的瘾君子们汗颜了。
    追溯整部近现代史，这种披覆尧舜之德的禅让义举确属罕见。仔细想想，似乎只有200年前的美利坚“国父”——华盛顿堪称此类先行者。那也是一个把到手的权力奉还人民的例子，他辞职的理由同样是：我老了，我要回家……

出处:中国教学资源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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