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伊索寓言》相关资料

词语积累

1．年辈：年龄和辈份。
    例句：一切人事上的关系，只要涉到年辈资格先后的，全证明了这个分析的正确。
    2．发迹：指人变得有钱有势。
    例句：我们看到这许多蝙蝠、狐狸等的举动言论，大有发迹后访穷朋友、衣锦还故乡的感觉。
    3．衣锦还故乡：古时指做官以后，穿起锦绣的衣服，回到故乡向亲友炫耀。成语为“衣锦还乡”，也说“衣锦荣归”。
    例句：我们看到这许多蝙蝠、狐狸等的举动言论，大有发迹后访穷朋友、衣锦还故乡的感觉。
    4．卖弄风雅：向别人显示、炫耀自己（其实并不高明）的文学素养。
    例句：向武人卖弄风雅，向文人装作英雄。
    5．屈尊下顾：降低了身份来观察民情。屈尊，降低身份俯就。
    例句：在上流社会里他是又穷又硬的平民，到了平民中间，他又是屈尊下顾的文化分子。
    6．下野：执政的人被迫下台。
    例句：只向高处看，不顾脚下的结果，有时是下井，有时是下野或者下台。
    7．果报：因果报应，佛教的宿命论认为，今生种什么因，来生结什么果，善有善报，恶有恶报。
    例句：我认为寓言要不得，因为它把纯朴的小孩教得愈简单了，愈幼稚了，以为人事里是非的分别、善恶的果报，也像在禽兽中间那样公平清楚，长大了就处处碰壁上当。

 

作家作品

1．作者简介
    钱钟书先生，字默存，号槐聚，1910年生于江苏无锡。十岁入东林小学，在苏州桃坞中学、无锡辅仁中学接受中学教育，十九岁被清华大学破格录取。
    2．钱钟书生平
    1932年在清华结识杨绛先生，次年毕业，赴上海光华大学执教。
    1935年，先生与杨绛先生完婚，然后同赴英伦留学。两年以后，先生以《十七十八世纪英国文学中的中国》一文获副博士（B.litt）学位。之后随杨绛先生赴法国巴黎大学从事研究。
    1938年，被清华大学破例聘为教授，次年转赴国立蓝田师范学院任英文系主任，并开始了《谈艺录》的写作。
    1941年，珍珠港事件爆发，先生被困上海，任教于震旦女子文理学校，其间完成了《谈艺录》、《写在人生边上》的写作。
    抗战结束后，先生任上海暨南大学外文系教授兼南京中央图书馆英文馆刊《书林季刊》编辑。在其后的三年中，其作品集《人·兽·鬼》、小说《围城》、诗论《谈艺录》得以相继出版，在学术界引起巨大反响。
    1949年，先生回到清华任教；1953年调到文学研究所，其间完成《宋诗选注》，并参加了《唐诗选》、《中国文学史》（唐宋部分）的编写工作。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先生受到冲击，并于1969年11月与杨先生一道被派往河南“五七干校”。1972年3月回京，当年8月《管锥编》定稿。
    1979年，《管锥编》、《旧文四篇》出版。1982年起担任中国社科院副院长、院特邀顾问；1984年《谈艺录》（补订本）出版；次年，《七缀集》出版。　　
    1998年12月19日，先生在北京逝世，享年88岁

3．钱锺书主要著作年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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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资料

吴宓先生与钱锺书
杨绛

    钱锺书在《论交友》一文中曾说过：他在大学时代，五位最敬爱的老师都是以哲人、导师而更做朋友的。吴宓先生就是其中一位。我常想，假如他有缘选修陈寅恪先生的课，他的哲人、导师而兼做朋友的老师准会增添一人。
    我考入清华研究生院在清华当研究生的时候，钱锺书已离开清华。我们经常通信。锺书偶有问题要向吴宓先生请教，因我选修吴先生的课，就央我转一封信或递个条子。我有时在课后传信，有时到他居住的西客厅去。记得有一次我到西客厅，看见吴先生的书房门开着，他正低头来回来去踱步。我在门外等了一会，他也不觉得。我轻轻地敲敲门。他猛抬头，怔一怔，两食指抵住两太阳穴对我说：“对不起，我这时候脑袋里全是古人的名字。”这就是说，他叫不出我的名字了。他当然认识我。我递上条子略谈锺书近况，忙就走了。
    锺书崇敬的老师，我当然倍加崇敬。但是我对吴宓先生崇敬的同时，觉得他是一位最可欺的老师。我听到同学说他“傻得可爱”，我只觉得他老实得可怜。当时吴先生刚出版了他的《诗集》，同班同学借口研究典故，追问每一首诗的本事。有的他乐意说，有的不愿说。可是他像个不设防城市，一攻就倒，问什么，说什么，连他意中人的小名儿都说出来。吴宓先生有个滑稽的表情。他自觉失言，就像顽童自知干了坏事那样，惶恐地伸伸舌头。他意中人的小名并不雅驯，她本人一定是不愿意别人知道的。吴先生说了出来，立即惶恐地伸伸舌头。我代吴先生不安，也代同班同学感到惭愧。作弄一个痴情的老实人是不应该的，尤其他是一位可敬的老师。吴宓先生成了众口谈笑的话柄——他早已是众口谈笑的话柄。他老是受利用，被剥削，上当受骗。吴先生又不是糊涂人，当然能看到世道人心和他的理想并不一致。可是他只感慨而已，他还是坚持自己一贯的为人。
    钱锺书和我同在英国牛津的时候，温源宁先生来信要锺书为他《不够知己》一书中专论吴宓的一篇文章写个英文书评。锺书立即遵命写了一篇。文章寄出后，他又嫌写得不够好。他相信自己的英文颇有进境，可以写出更漂亮的好文章。他把原稿细细删改修润，还加入自己的新意，增长了篇幅。他对吴宓先生的容易受愚弄不能理解，对吴先生的恋爱深不以为然，对他钟情的人尤其不满。他自出心裁，给了她一个雅号：super-annuated Coquette，在我国语言里好像没有等同的名称，我们通常译为“卖弄风情的女人”，多少带些轻贱的意思。英语里的这个字，并不一定是贬辞。如果她是妙龄女郎，她可以是个可爱的女子。但是加上了一个形容词super-annuated（过期的，年龄过高的，或陈旧的），这位Coquette只能是可笑的了。如译成中文，名称就很不客气，难免人身攻击之嫌。而这两个英文字只是轻巧的讥诮。锺书对此得意非凡，觉得很俏皮。他料想前不久寄给温源宁先生的稿子不会立即刊登。文章是议论吴宓先生的，温先生准会先让吴先生过目。他把这篇修改过的文章直接寄给吴先生，由吴先生转交温先生，这样可以缩短邮程，追回他的第一稿。他生怕吴先生改掉他最得意的super-annuated Coquette之称，蛮横无礼地不让删改一字。他忙忙地寄出后就急切地等待温先生的欣赏和夸奖。温先生的回信来了，是由吴先生转来的。温先生对锺书修改过的文章毫无兴趣，只淡淡说：上次的稿子已经刊登，不便再登了。他把那第二稿寄吴宓先生，请他退回钱锺书，还附上短信，说锺书那篇文章当由作者自己负责。显然他并不赞许，更别说欣赏。
    锺书很失望，很失望。他写那第二稿，一心要博得温先生的赞赏。不料这番弄笔只招来一场没趣。那时候，温源宁先生是他崇敬的老师中最亲近的一位。温先生宴请过我们新夫妇。我们出国，他来送行，还登上渡船，直送上海轮。锺书是一直感激的。可是温先生只命他如此这般写一篇书评，并没请他发挥高见，还丑诋吴先生爱重的人——讥诮比恶骂更伤人啊，还对吴先生出言不逊。那不是温先生的本意。锺书兴头上竟全没想到自己对吴先生的狂妄。锺书的失望和没趣是淋在他头上的一瓢清凉水。他随后有好多好多天很不自在。我知道他是为了那篇退回的文章。我也知道他的不自在不是失望或没趣，而是内疚。他什么也没说，我也没问，只陪着他心中不安。我至今还能感到那份不安的情味。因为我不安也是内疚。我看到退稿，心上想了想：温先生和吴先生虽然不够知己，究竟还是朋友；锺书何物小子，一个虚岁二十七的毛孩子，配和自己崇敬的老师辈论知己吗？我如果稍有头脑，应该提醒他，劝阻他。尽管我比他幼稚，如果二人加在一起，也能充得半个诸葛亮。但是我那时身体不适，心力无多，对他那两篇稿子不感兴趣，只粗粗地看看，跳进眼里的只是那两字的雅号，觉得很妙。我看着他忙忙地改稿寄信，没说什么话。我实在是对他没有关心，而他却没有意识到我的不关心，这使我深深内疚。我们同在内疚，不过缘由不同。我的了解一点不错。多年后，我知道他到昆明后就为那篇文章向吴宓先生赔罪了。吴先生说，他早已忘了。这句话确是真话，吴宓先生不说假话。他就是这样一位真诚而宽恕的长者。一九九三年春，锺书住医院动了一个大手术。回家刚不久，我得到吴宓先生的女儿吴学昭女士来信，问我们是否愿意看看她父亲日记中说到我们两人的话。她征得同意，寄来了她摘录的片段。锺书看到后，立即回信向学昭女士自我检讨，谴责自己“少不解事，又好谐戏，同学复怂恿之，逞才行小慧”等等。这段话似乎不专指一篇文章，也泛指他早年其它类似的文章。信上又说：“内疚于心，补过无从，惟有愧悔。”这显然是为了使吴宓先生伤心的那篇文章。尽管他早已向吴先生当面请罪，并得到宽恕，他始终没有忘怀。他信上还要求把他这封自我检讨的信附入《吴宓日记》公开发表，“俾见老物尚非不知人间有羞耻事者。按说，多年前《天下》刊登的那篇文章是遵温源宁先生之命而写的，第二稿并未公开发表，读到全文的没几个人。小事一桩，吴先生早已忘了，锺书也不必那么沉重地谴责自己。可是，我过去陪着他默默地内疚，知道他心上多么不好过。他如今能公开自责，是快意的事。他的自责出于至诚，也唯有真诚的人能如此。锺书在这方面和吴宓先生是相同的。吴宓先生是真诚的人，锺书也是真诚的人。
     锺书对我说：吴宓先生这部日记，值得他好好儿写一篇序。他读过许多日记，有的是rousseau式的忏悔录，有的像曾文正公家书那样旨在训诫。吴先生这部日记却别具风格。可惜他实在没有精力写大文章，而他所看到的日记仅仅是一小部分。他大病之后，只能偷懒了。他就把自己的请罪信作为《代序》。
    《代序》中说，他对吴宓先生“尊而不亲”。那是指他在清华当学生的时期。其实，吴宓先生是他交往最长久、交情最亲近的一位老师。其他几位，先后都疏远了。六十年代初，吴先生到了北京，还到我家作客。他在我们家吃过晚饭，三人在灯下娓娓话家常，谈体己，乐也融融。此情此景，一去不复返了。
    现在却流传着一则谣言，说钱锺书离开西南联大时公开说：“西南联大的外文系根本不行；叶公超太懒，吴宓太笨，陈福田太俗。自命“钱学专家”的某某等把这话一传再传。谎言传得愈广，愈显得真实。众口一词，还能是假吗？据传，以上这一段话，是根据周榆瑞的某一篇文章。又据传，周榆瑞是根据“外文系同事李赋宁兄的话。周榆瑞去世已十多年了，可是李赋宁先生还健在啊。他曾是钱锺书的学生。我就问他了。他得知这话很气愤。他说：“想不到有人居然会这样损害我的几位恩师。”他也很委屈，因为受了冤枉。他郑重声明：“我从未听见钱锺书先生说：‘叶公超太懒，陈福田太俗，吴宓太笨’或类似的话。”我也从未说过我曾听见钱先生这样说。我也不相信钱先生会说这样的话。他本想登报声明，可是对谁声明、找谁申辩呢？他就亲笔写下他的“郑重声明”，交我保存。我就在这里为他声明一下。高明的读者，看到这类“传记”，可以举一反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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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园中的钱钟书
李洪岩

    艺高人胆大，学富志不群。钱钟书自小就喜欢臧否人物，现在到了清华园，看清了许多学术名流的真面目，就更狂了。在随便的谈话中，他敢于挑剔中文系主任朱自清和哲学系主任冯友兰的学问。更能表现他“狂”的性格的，是他几乎不选修什么必修之外的课程。据说，他只选修过杨树达、蒋廷黻和赵万里三位教师的课。对老师学识的不足，敢于随意挑剔，推及一般普通人，就更瞧不起了。据笔者走访吴组缃教授：有一次，年轻气盛、仅有25岁的青年教师赵万里(斐云，1905～1980)，为钱钟书等一班人讲版本目录学，讲到某本书，自负地说：“不是吹牛，这书的版本只有我见过。”课后，便有两位同学议论开了：“这个版本我也见过，同他讲的就不一样。”这两位同学，一位是钱钟书，一位是吴晗。钱钟书并且说：“这个版本我见过好多次呢！”吴组缃在旁边听了，便“挑拨”说：“那你们上去讲呀！他那么狂，难道清华无人了？”赵万里后来听说了这件事，不但没有生气，而且原计划讲十个专题的，却留出七八个专题让两个学生去讲，同学们都挺佩服赵先生富有雅量。对吴组缃的回忆，钱钟书照例没予完全认同，并私下里写信予以批驳。钱氏孤高自赏，晚年尤不欲别人跟着他沾光，然有时不免英雄欺人，恃其一言九鼎，肆意攻伐，艺术家之本性欤？
    按照清华与北大的协议，北大教授到清华兼职，只能做专任讲师，反之亦然。当时的北大教授温源宁(1899～1984)，就是清华外文系的专任讲师，对钱钟书格外欣赏，不仅逢人就说钱钟书怎么怎么好，而且在钱钟书刚刚读大学三年级时，就主动介绍他到英国伦敦大学东方语文学院去教中国语文，但不知为什么他没有去。钱钟书的旧诗中，有一首《与源宁师夜饮归来，不寐，听雨申旦》，足见二人交情之深。钱钟书也喜爱温氏的文章，认为其格调、修词均饶风趣，曾经多次提及。后来，由于温源宁常在林语堂面前夸奖钱钟书，林氏读过钱钟书的英语文章，虚实对质，知道不虚，也开始叹服钱钟书的才学。
    四月初春的清华园，绿草依稀，空气凉爽，学生们喜欢聚集到校园的咖啡馆，喝咖啡、酸梅汤、红茶，吃点心，边吃边喝边聊，宛如西洋酒吧。有一次，曹禺见吴组缃进来，便偷偷对他说：“你看，钱钟书就坐在那里，还不赶紧叫他给你开几本英文淫书？”当时清华图书馆藏书很多，中文洋文均有，整日开放，但许多同学都摸不到门。吴组缃听罢，随即走到钱钟书的桌边，请他给自己开录三本英文黄书。钱钟书也不推辞，随手拿过桌上一张纸，飞快地写满正反两面。吴组缃接过一看，数了数，竟记录了40几本英文淫书的名字，还包括作者姓名与内容特征，不禁叹服。直到解放后，钱钟书还爱考问吴组缃：“马克思第三个外孙女嫁给谁了？”吴组缃只好回答不知道，但不免反击说：“你专会搞这一套！”
    如此这般的表演，不知发生过多少次。
    吴组缃是一位正直、豪爽、心胸开阔而富于幽默感的人。他是山东大学历史系教授王仲荦先生的好朋友。王先生去世后，笔者遵王夫人之嘱去拜访他，留下极深的美好印象，但不知为什么钱钟书对他似乎有微词，而笔者从吴组缃先生那里听到的全是对钱钟书的赞美。据吴组缃先生说，钱钟书大学时期最要好的同学是一位学地质的小个子。这位小个子坐在马桶上，两脚够不到地，但与钱钟书要好，二人一起聊天，形影不离。吴组缃很佩服钱钟书这位“书虫”，有时到钱的宿舍串门，总看到钱钟书的笔记本一摞一摞的，钱钟书眼睛闭着，从里面抽出一本，打开一看，发现记错了，便敲自己的头，又摆进去，另抽一本。后来，《围城》出版，吴组缃看了更加佩服，给钱钟书许多“奖勖”，并认为：从某种意义上说，《围城》是一部杂文式的议论小说。钱钟书1979年访问美国时，则说：“吴组缃是一位相当谨严的作家，对于写作一事，始终觉得力不从心，所以自从《鸭嘴涝》(后来经老舍先生建议，改名《山洪》)出版后便搁笔了。”又认为现代文学史不应该忽视吴组缃。解放后，清华大学支撑不下去了，中文系便请了吴组缃，西语系则请了钱钟书，他们又一起回到清华园。
    钱钟书同宿舍有个同学叫常风，别名常镂青、常荪波，也叫常凤，山西榆次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有些名气。主要研究欧洲文学史和希腊罗马的文学批评，1946至1952年在北京大学西语系任教，后来调到山西大学外语系，任教授至今。著有《弃余集》、《窥天集》、《尼采的悲剧学说》等著作。那时两人同住一室，半夜三更，凉风瑟瑟，吹动帘帷。常风鼻息微微，睡得又香又甜，而钱钟书偏偏失眠睡不着，看着人家好梦绵绵，真是羡慕得很，便作了一首诗。《不寐示镂青》：“帘帷瑟瑟风初起，鼻息微微梦正酣。良夜羡君能美睡，不眠滋味我深谙。中宵旧恨上心时，此恨故人圣得知。一事无成空抱负，百端难解是愁思。”常风这个人常常不及时给人回信，可大学毕业后的1934年春，却突然从太原给钱钟书来一封信，说自己很不得志，想自杀。钱钟书看后大吃一惊，危心酸鼻，很替同学担心。他说：“有希望，死不得，而无希望，又活不得”，怎么办呢？只能像苏东坡所说的那样：“且复忍须臾。”为此，他特意给常风寄去一首诗：“惯迟作答忽书来，怀抱奇愁郁莫开。赴死不甘心尚热，偷生无所念还灰。升沉未定休忧命，忧乐遍经足养才。埋骨难求干净土，且容蛰伏待风雷。”全诗层层递进，引出的结论是：死也是白死，连块干干净净埋死尸的地方都没有，倒不如将苦难当做一笔财富，暂时委屈忍耐，以待时来运转。后来，常风从消沉的情绪中走了出来，于1935年初又给钱钟书寄来一封信，钱钟书很高兴，还是复诗一首：“朔雪燕云我亦思，输君先辨草堂资。何年灯烛光能共，满地江湖会少期。世态重轻凭得失，天心颠倒看成亏。哀情吉语真堪味，好梦无多说未痴。”顺便说一句，笔者曾委托山西大学的朋友去拜访常先生，但没有得到任何资讯，后来见到常先生回忆叶公超和李健吾的文章，其中提到钱钟书。
    显然，有许多同学佩服钱钟书，也不免有几分害怕。据1932年《清华年刊》记载：“钱君钟书更以中西文学兼优，荣膺英国伦敦大学文学讲师焉。”这即便在当时的清华，也是很荣光的。1930年11月4日，清华大学学生自治委员会执行委员会召开第4次会议，通过出版科职员名单，钱钟书与曹禺同被选为《清华周刊》编辑。这份编辑名单曾经有过多次变动，其中一份注明钱钟书是英文副刊主任，总编辑是刘丙庐，言论栏主任潘如树，学术栏主任吴晗，文艺栏主任吴祖襄(组缃)，杂俎栏主任张文华，校闻栏主任夏勤铎。编辑包括孙毓棠、林庚、李嘉言、孙增爵、许振德、梁方仲等人。据说，当时钱钟书与曹禺、颜毓蘅三人曾经被比拟为北洋军阀中的“龙虎狗三杰”。“龙”就是钱钟书，相当于袁世凯手下的王士珍。50年代，在天津南开大学任教的颜毓蘅教授去世，时人曾感叹说：“狗”尚如此，何论“龙”“虎”？不过，钱钟书似乎不喜欢这个雅谑，曾经在一封信中说：“‘龙虎狗’一节，是现代神话。颜君的英语很好，万君(曹禺本名万家宝)别擅才华，当时尚未露头角呢。”
    这里显然牵扯到钱钟书与老同学曹禺的关系。笔者曾经询问过一些曹禺研究专家，他们对此都似乎一无所知。钱钟书与曹禺两人也都几乎没有提到过这层关系。80年代，钱钟书与曹禺先后访问美国，夏志清都作了长文予以报道。记钱钟书的一篇赞美无异词，记曹禺的一篇则好话无多。
    小说《围城》中也有对曹禺的暗讽：三闾大学的范小姐向赵辛楣问曹禺如何，赵辛楣一无所知，就瞎猜道：“我认为他是最——呃——最伟大的戏剧家。”范小姐以为找到了知音，快乐地拍手掌道：“你的意见跟我完全相同。你觉得他什么一个戏最好？”赵辛楣回答不上来，脑子里影影绰绰浮起一出叫做《这不过是春天》的剧目，似乎是曹禺创作的(实际是李健吾剧本)，便冒失地说：“他是不是写过一本——呃——‘这不过是’——”范小姐见他连这么有名的大剧作家写过什么剧本都不知道，居然还是留美回来的大学教授，不免非常惊骇，赵辛楣也只好承认无知胡说。这里的讽刺挖苦可以说非常厉害。范小姐作为一个庸俗鄙陋的“女生指导”，是作者笔下的“反派人物”，毫无文化涵养可言，却偏偏崇拜曹禺。赵辛楣是作者偏爱的人物，身为留洋的大学教授，却偏偏对曹禺一无所知。作者的底蕴是说：曹禺的剧本只配范小姐那样的人喜欢，像赵辛楣那样有眼光的人，是不会知道的。《七缀集》中还有一段话说：“桑塔亚那旅游伦敦，到处碰上一些半老不老的单身女士，有一位和他同席，向他大讲郎费罗的诗在英国受人热爱，‘家喻户晓’，正不亚于在美国。这两节不大有人注意的掌故都流露出对郎费罗的轻蔑，然而也恰恰证明他真说得上名扬外国、妇稚皆知。”郎费罗的诗歌艺术并不怎么样，但他的名声偏偏比许多优秀的诗人既大且广，这或许不公平，但到了内行人眼里，就只有“轻蔑”了。所以，衡量文艺作品的好坏不是看其名声，或公众接受的程度，而是看其艺术水平高低。文艺评论不是政治家拉选票，得票越多艺术越好。然而，这又谈何容易呢？天下毕竟俗人多。
    钱钟书的同学饶馀威曾经说，他们一批同学中，受钱钟书的影响最大：“他的中英文造诣很深，又精于哲学及心理学，终日博览中西新旧书籍。最怪的是上课时从不记笔记，只带一本和课堂无关的闲书，一面听讲一面看自己的书，但是考试时总是第一。他自己喜欢读书，也鼓励别人读书。他还有一个怪癖，看书时喜欢用又黑又粗的铅笔画下佳句，也在书旁加上他的评语，清华藏书中的画线和评语大都是此君手笔。”许多同学乐于向钱钟书请教学问，而钱钟书在对同学的一次次帮助中也得以更加出色地表演他的才学。学生时代念的西洋文学通常选本里的名句，像“最甜美的诗歌就是那些诉说最忧伤的思想的”；“真正的诗歌只出于深切苦恼所炽燃着的人心”；“最美丽的诗歌就是最绝望的，有些不朽的篇章是纯粹的眼泪”(雪莱《致云雀》，凯尔纳《诗》，缪塞《五月之夜》)等等，他张嘴就来。所以，不仅当时在校的同学佩服他，就是比他晚许多届的清华学生也都佩服他。1946年，英若诚考入清华外文系，发现图书馆一本书的卡片上，借阅者只有两人，一位是万家宝，一位是钱钟书。从此，对钱先生大加佩服，对他“照相式的记忆能力”更是感叹不已。后来，英若诚成了著名话剧演员，并在电视连续剧《围城》中扮演三闾大学校长高松年。
    当然，也有同学对钱钟书的才学产生了妒忌，感觉很不服气。例如同学许振德(大千)，就因为钱钟书夺去他的班上第一名，很想凭自己“山东大汉”的一把子力气揍钱钟书一顿出气。钱钟书也颇有对付办法。许振德上课时常溜眼注意一位女同学，被钱钟书发现，便拿出小时候临摹《芥子园画谱》的本领，画了一系列的《许眼变化图》，在同班同学里广为流传。后来，许振德偶然有个不能解决的问题，钱钟书帮助解决，二人才化干戈为玉帛，成为要好朋友。大陆政权更迭后，许振德移居美国，1988年回国探亲，钱钟书作有七律《大千枉存话旧即送返美》相赠：“廖天瀛海渺相望，灯烛今宵共此光。十日从来九风雨，一生数去几沧桑。许身落落终无合，投老栖栖有底忙。行止归心分(悬)两地，常看异域是家乡。”许氏称赞：“图书馆借书之多，恐无能与钱兄相比者，课外用功之勤，恐亦乏其匹。”
    就这样，钱钟书结束了在清华的学业。功课考试，曾经两个学年得到甲上，一个学年得到超等的破记录成绩。最后一年无记录，因为临毕业时华北局势动荡，学生纷纷离校，俱未参加考试。尽管如此，同学们还是搞了毕业纪念册，钱钟书为毕业册写了英文后记。毕业册上有各位同学的照片，看上去个个都挺精神。钱钟书与乔冠华的毕业照印在同一页，后者解放后成了中共方面英文讲得很好的外交官，而大学时期钱钟书给乔冠华的印象则是：终日看书，不问政治，也不信奉马列。

《钱钟书与近代学人》  
http://tongqingxiong.8u8.com/1.htm  

钱钟书的书
王基德

    “钱学”的兴起大约在80年代初期，为此还专门出了几期期刊，可能钱钟书本人对此并不是很热心，所以其声势不是很大。从数量上看，钱钟书的著作可能不如很多中国当代作家，但他的著述的含金量的确是只有用皇皇巨著才能恰如其分地予以定位。由中华书局出版的5卷《管锥编》世人皆知，但是至今能够真正读完读懂的读者还是凤毛鳞角；他的《谈艺录》人称是现代有关诗文评的巨构；他的《七缀集》、《宋诗选注》在文学史上的地位更是无以替代。在多数读者的阅读范围和层次内，接触更多的还是他的《围城》，他的《写在人生边上》及由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的《钱钟书散文》。前几年，一部电视剧《围城》掀起了全社会的“围城热”，在这以前的中国文学史里，它的地位却不是现在的样子，被忽略，被一笔带过，直到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一出，夏志清对《围城》是情有独钟，推崇备至的。《写在人生边上》成书的时间已很久远了，它的本来面貌一般的读者难得一见，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基本上是经过作者本人的小小的修订本。这本书的大多数篇目后来又出现在《钱钟书散文》一书里。除此以外，近些年新出的《石语》、《槐聚诗存》等等也都是了解钱钟书的精神历程的好的途径。要想全方位地了解钱钟书和杨绛夫妇，还有孔庆茂著的《钱钟书传》以及另一本《钱钟书和杨绛》。
    《钱钟书散文》一书的责任编辑罗俞君说过一段话：在钱先生散文博大精深面前，我想说的是，编了钱先生的书，我更不敢编钱先生的书了。但我想，我的一生会受益于这样艰苦的编辑工作，翻了不少辞典，认了不少字，甚至改变了欣赏的习惯，感觉到了钱先生文论的好读，有时甚至觉得钱先生文中原文的某段引文像一段风景。这说出了一代读书人的真实想法。作为一个以写作为职业为生的人，到了一定的时候，总要出一出个人的文集，既是对自己过去工作的集中审视，又是某种程度上的一个小结，这是一个时髦的习惯。我很奇怪钱先生一直没有出文集，直到有一天找到了答案。钱钟书说：对过去的东西，我并不感到兴趣。一个作家不是一只狗，一只狗拉了屎，撒了尿后，走回头路时常常要找自己留下痕迹的地点闻一闻、嗅一嗅。至少我不想那样做。对于他人叫他写自传，他也很明确地坦白了态度：回忆是靠不住的，一个人在创作时的想象往往贫薄可怜，到回忆时，他的想象力常常丰富离奇得惊人。钱先生的语言文字的风采是早已领略了，我惊异于他思想的敏锐，用语的机智，有时他的近于尖刻的表述也很让人不舒服。
    我手头的一套《管锥编》是1986年的版本，那时该书只出了两版，到如今不知它影响了多少莘莘学人。《管锥编》的资料准备是在文革期间，具体地说相当的材料是在他下干校的那段时间。据说，钱钟书个人的藏书并不多，有的多数是工具书。他的记忆力相当的好，到了能够背字典的程度。有此等本事的在现代文人圈里，我知道还有一位大学者陈寅恪先生。在干校是无资料可查的，钱钟书凭借的是他自己非凡的记忆力，这尤其令人感佩。钱钟书经历了文革的“洗礼”，在报章杂志上却基本上看不到他对那段生活的描述。我们只能通过杨绛先生的《干校六记》了解一点他当时的生存状态，也还看不到直白地控诉，是些质朴的语言与场景，达到的效果即所谓感染力却是空前的。其实，钱钟书别处的文字还是折射出他对文革的思考。例如他就说：我对人生的看法是，眼光不能看得太远，从某个意义来讲，一个人的事业与心愿都是有距离的。大如一个国家也是一样，有些政治领袖最初也想把国家搞好，作了很长远的规划，但往往因客观因素所限，不能如所愿，中国的“文革”就是一种最初意料不到的阻难。
    上一次翻钱先生的文章，看的是《魔鬼夜访钱钟书先生》。这是一篇散文，写于30年代，是用散文的笔法对当时的文坛现象做了一番检阅，主要地还是委婉地表示了作者对不正常现象的批评意见。这些看法今天看来还是非常犀利，因为它所指陈的现象还存在。仅限于当今的文坛，无论是搞文学创作，还是文艺批评，对此都应有独立的思考。人生是一本大书。钱钟书先生的书已经定稿，对于我们这都是宝贵的财富，我们不仅要写好文字书，更应当拿出相当的精力来书写自己的人生。

《中华读书报》  
http://tongqingxiong.8u8.com/2.htm  

钱钟书先生《读〈伊索寓言〉》
臧克家

    文章选自钱钟书先生的《写在人生边上》。这个散文集是作者的第一个集子，最早由上海开明书店1941年12月出版。内容除了这篇《读〈伊索寓言〉》外，另收有《魔鬼夜访钱钟书先生》、《窗》、《论快乐》、《说笑》、《吃饭》、《谈教训》、《一个偏见》、《释文盲》、《论文人》等，计十篇。
    作者为这个集子写于30年代（1939年2月18日）的序，多少可以帮助读者了解钱先生本人读书写作上的爱好特点：
    但是，世界上还有一种人。他们觉得看书的目的，并不是为了写批评或介绍。他们有一种业余消遣者的随便和从容，他们不慌不忙地浏览。每到有什么意见，他们随手在书边的空白上注几个字，写一个问号或感叹号，像中国旧书上的眉批，外国书里的Marginalai。这种零星随感并非他们对于整部书的结论。
    《写在人生边上》在1982年由福建人民出版社纳入《上海抗战时期文学丛书》，主要编委柯灵作为作者的老朋友，所作的有关谈论，可以帮助读者把握钱先生散文的独到风格与魅力：
    《写在人生边上》是散文集，篇幅不多，而方寸间别有一天，言人所未言，见人所未见……
    散文也罢，小说也罢，共同的特点是玉想琼思，宏观博识，妙喻珠联，警句泉涌，谐谑天生，涉笔成趣。这是一棵人生道旁历尽春秋、枝繁叶茂的智慧树，钟灵毓秀，满树的玄想之花，心灵之果，任人随喜观赏，止息乘阴（《读书》1983年第1期）。
    的确，与现当代的其他散文作家相比较，《写在人生边上》别具妙趣横生、启人心智的特色，或者可以说，读者欣赏钱钟书先生的散文作品，更多的不是在于情感上的愉悦，而是在于智性上的满足。这一特色的形成，和作者学术上的造诣密切相关联：“涉猎一下他的理论性著作——《谈艺录》、《宋诗选注》、《旧文四篇》、《管锥编》等等，不得不惊诧于他功底的深厚。出入经史，贯通中西，融会古今，而绝傍前人，匠心独运，自成一家，和他创作上的才华焕发，戛戛独造，互相辉映，各有千秋。渊博和睿智，正是他成功的秘决，力量的源泉。”（同上）
    《读〈伊索寓言〉》借《伊索寓言》里的九个寓言故事联类引申，洞烛世相，化陈腐而为神奇，开生面而破余地。我们固然可以说此篇诚“翻案”文字之妙选，但这还只算是极粗浅的概括。正是钱先生首次标举“喻有两柄而复具多边”，拈出这个命题的意义，又不限于修辞学上面的，而是具有认识论价值的。事物虽一，其用万殊。用钱先生的话来说，就是：“盖事物一而已，然非止一性一能，遂不限于一功一效。取譬者用心或别，着眼因殊，指同而旨则异；故一事物之象可以孑立应多，守常处变。”（《管锥编》卷一39页）《读〈伊索寓言〉》可以说是这一认识方法的早期实践。
    作者又总是以文为趣，在章法结构上似乎也采取所谓“眉批”式的“不经意”的作法，由此而可能会导致一些读者认为，前面的两段感想与中间对九个寓言故事的“翻案”部分之间似乎捏不到一块。其实，《伊索寓言》作为“一本小孩子读物”，原本是世界儿童文学的经典性作品；《读〈伊索寓言〉》前面的两段感想正是缘于“年轻人”的，而这些感想又是“偶尔翻看《伊索寓言》引起的”；再联系到收束部分关于“小孩子读寓言”的议论，还是能够发现作者结构经营上的收放自如、开合有度、举重若轻。在发表感想议论的方式上，也无一不是体现着“两柄”兼到、出语尽双、善下转语的特点，这才是该文根本的文脉联络。
    中间部分为对九个寓言故事所作“眉批”式“翻案”。这一散文结构章法，大概最相宜于以上所述的作者的写作主张和风格特色了，具体说来，作者对这九个寓言故事作的“翻案”文字，又有“反对”、有“引申”。“反对”体现“两柄”观，就是说寓言故事本身里面包孕了一“柄”，作者拉来与之相反相违的另一“柄”作对照看。“引申”体现“多边”观，就是将寓言故事本身里包孕的一边，或“应用到旁的方面”、或续“上下文”，不待说，这里的“引申”，既有方位上的挪移，又有程度上的深化。属前者“反对”的有“骗蜗的故事”、“牛跟蛙的故事”、“老婆子和母鸡的故事”、“驴子跟狼的故事”等；属后一类“引申”的有“蚂蚁和促织的故事”、“狗和它自己影子的故事”、“天文家的故事”、“乌鸦的故事”、”狐狸和葡萄的故事”等。
    上面已经谈到《读〈伊索寓言〉》在议论语言方面的基本特点，归结起来就是蕴涵着真理的“佯谬”和统一的矛盾“不谐”。由此而使思维启神益智，语言妙趣横生，本文的议论语言读起来庄谐杂出，或似是而非，或似非而是，或形同悖论，或正经话作荒唐语，充满了佯谬，又充满了理趣；好似一切的矛盾都集中在一起且统一于一体。“矛盾是智慧的代价”，而智慧就在于从矛盾中（“不谐”）发现为人们所忽视或所误会或所掩盖的内在统一（“谐”）。我们习惯上判然划分的“正话”与“反语”之类，拿到这里来套用己嫌笨拙。“谐”出于不“一”，滑稽异同，非口智高卓者莫办。美国精神心理学家A·卢森堡总结出一种他称之为“两面神思维”的所谓高级思维结构，即“同时积极地构想出或更多并存的和（或者）同样起作用的或同样正确的相反或对立的概念、思想或印象。在表现违反逻辑或者违反自然法则的情况下，具有创造力的人物制定了两个或更多并存和同时起作用的相反物或对立物，而这样的表述产生了完整的概念、印象和创造”（《读书》1986年3期载王依民《读〈写在人生边上〉》）
    也许可以顺便提到，这篇早期的散文作品，对作者后来的创作、研究都产生过一些影响，这从该篇所谈论的寓言故事融化到作者后来的一系列著作中的事实即可看得出。例如“狗和它自己影子的故事”，又见于《围城》第五章（上）。“狐狸和葡萄的故事”又见于《围城·重印前记》：“我们对采摘不到的葡萄，不但想象它酸，也可能想象它是分外地甜。”又见于该书第八章。“牛跟蛙的故事”，又见于《宋诗选注》批评严羽：“尤其是那些师法李白的七古，力竭声嘶，使读者或者想起寓言里那个青蛙，鼓足了气，跟牛比赛大小。”（人民文学出版社第二版，第268页）……也许是得意的话再讲一遍？而都不外是取象不二、寓旨多边的实践。如此等等，又都表明着作者并非一味以文为戏，而是识义卓绝的烛照幽微。

《语文学习》1996年第7期  

 

 

其他资料

《围城》前言
  重印前记

    《围城》一九四七年在上海初版，一九四八年再版，一九四九年三版，以后国内没有重印过。偶然碰见它的新版，那都是香港的“盗印”本。没有看到台湾的“盗印”，据说在那里它是禁书。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夏志清教授的英文著作里对它作了过高的评价，导致了一些西方语言的译本。日本京都大学荒井健教授很久以前就通知我他要翻译，近年来也陆续在刊物上发表了译文。现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建议重新排印，以便原著在国内较易找着，我感到意外和忻辛。
    我写完《围城》，就对它不很满意。出版了我现在更不满意的一本文学批评以后，我抽空写长篇小说，命名《百合心》，也脱胎于法文成语（Iecoeurd' artichaut），中心人物是一个女角。大约已写成了两万字。一九四九年夏天，全家从上海迁居北京，手忙脚乱中，我把一叠看来像乱纸的草稿扔到不知哪里去了。兴致大扫，一直没有再鼓起来，倒也从此省心省事。年复一年，创作的冲动随年衰减，创作的能力逐渐消失——也许两者根本上是一回事，我们常把自己的写作冲动误认为自己的写作才能，自以为要写就意味着会写。相传幸运女神偏向着年轻小伙子，料想文艺女神也不会喜欢老头儿的；不用说有些例外，而有例外正因为有公例。我慢慢地从省心进而收心，不作再写小说的打算。事隔三十余年，我也记不清楚当时腹稿里的人物和情节。就是追忆清楚了，也还算不得数，因为开得出菜单并不等于摆得成酒席，要不然，谁都可以马上称为善做菜的名厨师又兼大请客的阔东道主了，秉承曹雪芹遗志而拟定“后四十回”提纲的学者们也就可以凑得成和的得上一个或半个高鹗了。剩下来的只是一个顽固的信念：假如《百合心》写得成，它会比《围城》好一点。事情没有做成的人老有这类根据不充分的信念；我们对采摘不到的葡萄，不但想像它酸，也很可能想像它是分外地甜。这部书禄版时的校读很草率，留下不少字句和标点的脱误，就无意中为翻译者安置了拦路石和陷阱。我乘重印的机会，校看一遍，也顺手有节制地修必了一些字句。
    《序》里删去一节，这一节原是郑西谛先生要我添进去的。在去年美国出版的珍妮·凯利（JeanneKelly）女士和茅国权（NathanK.Mao）先生的英译本里，那一节已省去了。一九八０年二月这本书第二次印刷，我又改正了几个错字。两次印刷中，江秉祥同志给了技术上和艺术上的帮助，特此志谢。一九八一年二月我乘第三次印刷的机会，修订了一些文字。有两处多年朦混过去的讹误，是这本书的德译者莫妮克（MonikaMotsch）博士发觉的。一九八二年十二月为了塞尔望——许来伯（SylvieServan-Schreiber）女士的法语译本，我去年在原书里又校正了几外错漏，也修改了几处词句。恰好这本书又要第次印刷，那些改正就可以安插了。苏联索洛金（V.Sorokin）先生去年提醒我，他的俄译本比原著第一次重印本早问世五个月，我也借此带便提一下。

1984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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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城》序
钱钟书

    在这本书里，我想写现代中国某一部分社会、某一类人物。写这类人，我没忘记他们是人类，只是人类，具有无毛两足动物的基本根性。角色当然是虚构的，但是有考据癖的人也当然不肯错过索隐的机会、放弃附会的权利的。
    这本书整整写了两年。两年里忧世伤生，屡想中止。由于杨绛女士不断的督促，替我挡了许多事，省出时间来，得以锱铢积累地写完。照例这本书该献给她。不过，近来觉得献书也像“致身于国”、“还政于民”等等佳话，只是语言幻成的空花泡影，名说交付出去，其实只仿佛魔术家玩的飞刀，放手而并没有脱手。随你怎样把作品奉献给人，作品总是作者自已的。大不了一本书，还不值得这样精巧地不老实，因此罢了。

三十五年（1949年）十二月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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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在人生边上》序
钱钟书

    人生据说是一部大书。
    假使人生真是这样，那么，我们一大半作者只能算是书评家，具有书评家的本领，无须看得几页书，议论早已发了一大堆，书评一篇写完交卷。
    但是，世界上还有一种人。他们觉得看书的目的，并不是为了写书评或介绍。
    他们有一种业余消遣者的随便和从容，他们不慌不忙的浏览。每到有什么意见，他们随手在书边的空白上注几个字，写一个问号或感叹号，像中国旧书上的眉批，外国书里的Marginalia。这种零星随感并非他们对于整部书的结论。因为是随时批识，先后也许彼此矛盾，说话过火。他们也懒得去理会，反正是消遣，不像书评家负有指导读者、教训作者的重大使命。谁有能力和耐心作那些事呢？
    假使人生是一部大书，那么，下面的几篇散文只能算是写在人生边上的。这本书真大！一时不易看完，就是写过的边上也还留下好多空白。

1939年2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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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兽·鬼》序
钱钟书

    《人·兽·鬼》和《写在人生边上》重印本序
    考古学提倡发掘坟墓以后，好多古代死人的朽骨和遗物都暴露了；现代文学成为专科研究以后，好多未死的作家的将朽或已朽的作品都被发掘而暴露了。被发掘的喜悦使我们这些人忽视了被暴露的危险，不想到作品的埋没往往保全了作者的虚名。假如作者本人带头参加了发掘工作，那很可能得不偿失，“自掘坟墓”会变为矛盾统一的双关语：掘开自己作品的坟墓恰恰也是掘下了作者自己的坟墓。
    《写在人生边上》是四十年前写的，《人·兽·鬼》是三十六、七年前写的。
那时候，我对自己的生命还没有愈来愈逼窄的边缘感觉，对人、兽、鬼等事物的区别还有非辩证的机械看法。写完了《围城》，我曾修改一下这两本书的文字；改本后来都遗失了，这也表示我不很爱惜旧作。四年前，擅长发掘文墓和揭开文幕的陈梦熊同志向我游说，建议重印这两本书。他知道我手边没有存书，特意在上海设法复制了原本寄给我。在写作上，我也许是一个“忘本”的浪子，懒去留恋和收藏早期发表的东西。《上海抗战时期文学丛书》编委会成立，朱雯、杨幼生两位同志都要把这两本书收进《丛书》。我自信我谢绝的理由很充分：《写在人生边上》不是在上海写的，《人·兽·鬼》不是在抗战时期出版的，混在《丛书》里，有冒牌的嫌疑。于是，《丛书》主要编委柯灵同志对我说：“你不让国内重印，事实上等于放任那些字句讹脱的‘盗印本’在国外继续流传，这种态度很不负责。至于《丛书》该不该收，编委会自有道理，你不用代我们操心。”他讲来振振有词，我一向听从我这位老朋友的话，只好应允合作。又麻烦梦熊同志复制一次，因为我把他寄来的本子早丢了。我硬了头皮，重看这两本书；控制着手笔，只修改大量字句。它们多少已演变为历史性的资料了，不容许我痛删畅添或压根儿改写。但它们总算属于我的名下，我还保存一点自主权，不妨零星枝节地削补。
    《丛书》的体例对作者提一个要求，他得在序文里追忆一下当时的写作过程和经验。我们在创作中，想象力常常贫薄可怜，而一到回忆时，不论是几天还是几十年前、是自己还是旁人的事，想象力忽然丰富得可惊可喜以至可怕。我自知意志软弱，经受不起这种创造性记忆的诱惑，干脆不来什么缅怀和回想了。两本小书也值不得各有一序，这篇就一当两用吧。

1982年8月  

    〖《灵感》有捷克语译本，见捷克《外国文学杂志》一九七五年第三期；《灵感》和《纪念》有英语译文，见哥仑比亚大学出版社一九八一年出版的《一九一九至一九四九年中国中短篇小说选》〗序
    假使这部稿子没有遗失或烧毁，这本书有一天能够出版，序是免不了的。
    节省人工的方法愈来愈进步，往往有人甘心承认是小说或剧本中角色的原身，借以不费事地自登广告。为防免这种冒名顶替，我特此照例声明，书里的人物情事都是凭空臆造的。不但人是安分守法的良民，兽是驯服的家畜，而且鬼也并非没管束的野鬼；他们都只在本书范围里生活，决不越规溜出书外。假如谁要顶认自己是这本集子里的人、兽或鬼，这等于说我幻想虚构的书中角色，竟会走出了书，别具血肉、心灵和生命，变成了他，在现实里自由活动。从黄土抟人以来，怕没有这样创造的奇迹。我不敢梦想我的艺术会那么成功，惟有事先否认，并且敬谢他抬举我的好意。
    三十三年（一九四四）四月一日此书稿本曾由杨绛女士在兵火仓皇中录副。《灵感》曾在傅雷、周煦良两先生主编的《新语》第一、第二期发表。《猫》曾在郑振铎、李健吾两先生主编的《文艺复兴》第一期发表。出版事宜又承徐调孚先生费力。并此志谢。

三十五年（1946年）一月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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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索和《伊索寓言》

    伊索，古希腊人，据推断生活于公元前6世纪前半期。传说他曾是萨摩斯岛的雅德蒙家的奴隶，由于他的才智受到主人赏识而获得自由。他游历了当时的希腊各地，在撒狄得到了吕底亚国王克洛索的器重，协助国王处理一些政务。后来作为克洛索斯的特使去德尔斐，因和阿波罗庙的执事发生争执，被控亵渎神灵，被当地居民杀害。
    《伊索寓言》大多是动物故事，大体反映了古希腊奴隶和平民的思想感情和愿望，其中许多故事脍灸人口，富于教育意义。如《狼和小羊》讽刺奴隶主残害百姓，却要找借口为自己的罪恶辩解；《狼和狗》反映广大奴隶身受奴隶主的野蛮压迫和残酷剥削的愤懑情绪；《鹰与蜣螂》赞扬弱小者对强暴者的斗争；《农夫和蛇》告诫人们不要怜惜落入困境的强暴者；《农夫与儿子们》提出民众之间团结的重要性；《龟兔赛跑》劝告人们不要骄傲；《狐狸和葡萄》讽刺那些达不到目的就找借口自我安慰的人；《运盐的驴子》嘲笑经验主义……《伊索寓言》短小精悍，常用拟人、夸张、讽刺、对比等手法，处处体现着机智幽默，对后世寓言创作和儿童教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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